《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总序

2010/7/2   点击数:632

[作者] 国图出版社图研室

[单位]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图研室

[摘要]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被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北京人天书店资助,并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的第一辑、第二辑《总序》由吴慰慈、陈源蒸与彭斐章分别所执笔。《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三辑,分别收集了吴晞《天下之公器》、曹树金《情报检索语言与信息组织探微》、肖希明《信息资源建设的变革与发展》、顾犇《信息资源建设的实践和思考》、李广建《图书馆信息系统:技术、实现与应用》、王松林《从文献编目到信息资源组织》、叶鹰《科学化图书情报学探索》、沈固朝《借鉴与探索》、徐建华《传统特色文献整理与收藏研究》、孟连生《文献计量学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刘炜《数字图书馆的语义描述和服务升级》和杨沛超《中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研究》等十二部书。中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弹指间不觉60年已经过去,虽然历经风雨但毕竟硕果累累。几十年来,我们对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的情愫并未稍减。一辈子身在其中,匆忙中无暇反思,正好借主编丛书的机会,把这些年反复思索的一些想法贡献出来求教于学界同仁。

[关键词]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总序



倪波老师为本辑文库撰写了总序

总序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被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北京人天书店资助,并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的第一辑、第二辑《总序》由吴慰慈、陈源蒸与彭斐章分别所执笔。《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三辑,分别收集了吴晞《天下之公器》、曹树金《情报检索语言与信息组织探微》、肖希明《信息资源建设的变革与发展》、顾犇《信息资源建设的实践和思考》、李广建《图书馆信息系统:技术、实现与应用》、王松林《从文献编目到信息资源组织》、叶鹰《科学化图书情报学探索》、沈固朝《借鉴与探索》、徐建华《传统特色文献整理与收藏研究》、孟连生《文献计量学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刘炜《数字图书馆的语义描述和服务升级》和杨沛超《中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研究》等十二部书。中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弹指间不觉60年已经过去,虽然历经风雨但毕竟硕果累累。几十年来,我们对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的情愫并未稍减。一辈子身在其中,匆忙中无暇反思,正好借主编丛书的机会,把这些年反复思索的一些想法贡献出来求教于学界同仁。

1当代中国图书馆学是指1949年以来的图书馆学,6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各个阶段具有自己的显著特征。

(1)“文革”前17年的中国图书馆学。这个时期的图书馆学所服务的行业非常清晰,就是为各行各业,其实主要为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科研系统图书馆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员。因为服务对象明确,所以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也非常清楚。图书馆学学科是服务于图书馆学教育的,因此,对图书馆学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就紧紧围绕图书馆员知识发展和业务技能需要,“文革”前17年图书馆学核心知识和技能体系就几乎等同于图书馆业务体系,采访、分类、编目、流通和读者服务是研究和教学的重点。这个时期图书馆学的研究队伍主要局限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两个图书馆学系以及少数著名大学的图书馆,研究人员数量屈指可数。这个时期的图书馆学高等教育是地地道道的精英教育,每年全国的图书馆学毕业生不超过3位数。50年代末至1966年,共发表各类论文4000多篇,约等于新中国成立前40多年的总和,基本奠定了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框架结构。

(2)“文革”10年的停顿期。这个时期老一代图书馆学家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靠边站了,除了零星的研究外,整个图书馆学研究和教育基本停滞。

(3)1976-1994年的恢复发展期。改革开放的30年可以以1995年为分水岭,前面的18年中国图书馆学基本上恢复和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大致可以看成是“文革”前图书馆学的延续和发展。在1976-1994期间,中国图书馆学首先迅速恢复了自己的学科建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这两个原有机构得到恢复基础上,南京大学等学校也创办了图书馆学系。由于社会对图书馆人才的渴求,毕业生也供不应求。其次,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探讨取得长足的进步。1977年,教育部组织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联合编写图书馆学“统编教材”。1981年,统编教材《图书馆学基础》出版,对图书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图书馆学基础》对图书馆学一些基本概念及原理做出了较新的解释,吸收了部分图书馆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内容中不但有图书馆学原理的论述,还有关于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建设、图书馆业务工作和图书馆现代化的全面论述。它代表了经验图书馆学的一个最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受芝加哥学派的图书馆学家的影响,不少学者不满传统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构建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设想。80年代中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界出现了“知识交流论”的代表性成果。1984年,杭州会议以后,理论家们在一批丰富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著书立说,以新的专著或教材展示他们对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理解。吴慰慈、邵巍编著的《图书馆学概论》(1985年),周文骏的《文献交流引论》(1986年),倪波和荀昌荣主编的《理论图书馆教程》(1986年),黄宗忠的《图书馆学导论》(1988年),宓浩主编的《图书馆学原理》(1988)等一批体系与内容全新的专著或教材相继问世。[1]

(4)1995至今的互联网时代图书馆学时期。1995年以后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大发展完全改变了图书馆学的社会和技术条件,中国图书馆学发生根本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互联网时代的图书馆学和传统图书馆学出现了某种位移与断裂。这种位移与断裂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出现在技术层面,互联网技术完全颠覆了传统图书馆技术,数字图书馆技术更新了几乎所有的传统图书馆业务,如果不经过学习,以为80年代初期毕业的图书馆专业学生几乎没有办法胜任大型现代图书馆的业务,数字图书馆就是互联网时代图书馆业务的信息技术范式;其次由技术变革渐及理论变革:一方面人们较少关心传统图书馆基础理论,因为已有的理论成果是对手工图书馆业务模式的概况,另外人们也希望出现能够反映互联网时代图书馆实践的理论总结。1999年,徐引篪、霍国庆合著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出版。该书较好地反映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时代性特征。它从“资源论”出发讨论图书馆的要素、矛盾、结构、功能,以变革的眼光看待公共图书馆的定位,还讨论了人类需求的图书馆、信息市场中的图书馆、网络时代的图书馆等内容,全方位地讨论时代变革给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带来的新问题。2003年吴建中出版了《21世纪图书馆新论》,该书通过对现代图书馆管理的观察与理解,揭示了一些重要的现代图书馆理念。同年,于良芝出版《图书馆学导论》,这是一部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体系构建于“图书馆专业理念”之上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与其说这是一种创新,不如说它是对西方图书馆学基础理念的回归。在西方图书馆学传统中,除了芝加哥学派的短暂灵光外,大部分图书馆学界都认为图书馆是一种类似法学、医学和商学那样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体系,而这种认识在追求知识体系的完备与高深的中国图书馆学界却一直处于边缘。另外一个重要位移是因为数字图书馆技术作为一种通过的信息管理技术,它应用并不局限在图书馆行业内,因此1995年以后的图书馆学把知识产业作为自己对应服务产业,这和传统图书馆学把图书馆行业作为自己服务对象存在很大差异,这就导致了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的离散化现象。

2范式概念来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2]。根据库恩的提示,我们知道科学的成长并不必然是直线积累的,相反地,它大体上是循着传统与突破的方式在进行着。所谓“传统”是指一门科学的研究工作,在常态情形下,具有共同遵循的基本假定、价值系统以及解决问题的程序。而所谓“突破”,则指着一种科学传统积之既久,内部发生困难,尤其是对新的事实无法做适当处理。当这种困难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时,这一门科学的传统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基本性的变化,换言之,即“科学革命”。“范式”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范式是指一门学科中特定共同体的全套信念、价值和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3]所谓学科信仰和价值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同学科的学科意识。狭义的范式是指示范性的以往成就。库恩还认为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有密切的关联,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大多数职业的科学家都能即刻回答出他们所属的共同体。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益。通常这种标准文献的范围标出了一个科学学科的界限,每个科学共同体一般有一个它自己的主题。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而不是学科领域。[4]库恩的范式概念的内涵已经被当代社会科学大大拓展了,我们这里用范式指的是图书馆学从思想到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一种综合性特征和模式。1949年之后的中国图书馆学范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文献处理范式、信息技术范式和知识处理范式。在文献处理范式时期,图书馆业务主要对象就是文献,图书、期刊、报纸和胶片是文献的主要代表形式,在文献处理范式和信息技术范式过渡时期出现了一些声像资料,但纸质的文本构成文献的基本形态。图书馆学本质上是文献管理学,它围绕着分类、编目和提供服务、图书馆业务管理为中心构筑了学科知识体系。中国是一个传统古国,留存的古籍也较多,这些古籍的管理和普通近代文本存在很大差异,其分类和编目有自己的传统和体系,一般而言图书馆古籍管理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就学术的难度而言,古籍管理要比近代文本管理要大,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过对于文史基础很好的图书馆学者,尤其是受过古典语文和古代史训练的学者,这两者之间还是可以互通的,毕竟这两类知识体系都属于文献处理范式。图书馆学的文献处理范式的特点是:

(1)从理念层面来说,图书馆学共同体一致认为图书馆不仅是一种公共服务机构,而且是一种保证公民获取知识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理念的诞生是近代图书馆学形成的重要标志。文献管理并非现代所特有,我们已经指出中国早就有复杂高深的校勘、版本、庋藏等文献管理的技术,但是我们并不能说中国在古代已经有图书馆学,其原因就是中国古代文献管理的理念和近代图书馆学根本不同。就制度而言,中国古代皇家藏书制度是确保重要典籍保存在中央,这一方面可以垄断知识,另一方面这是王朝正统性和合法性的体现。

(2)从技术层面来说,文献采访、分类、编目和流通是核心工作,除了少数图书馆手稿部的工作外,管理的对象是载体而非内容。

(3)从学术传统而言,近代图书馆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经典,譬如杜威分类法、阮冈纳赞的学术思想,不胜枚举,也就是说近代图书馆学形成了可以用来教育后来者的经典体系。

(4)从教育层面来说,接受图书馆学科班教育成为进入图书馆业工作的门槛,而且大部分接受了图书馆学教育的人大多数会进入图书馆行业工作。文献处理范式是近代图书馆学的经典范式,但是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生,这种范式遇到了挑战,应对的结果就是文献处理范式向信息技术范式变革。信息技术的主体技术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基本成形,但是它并没有立即改变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事业的面貌,真正全面影响到这些方面要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认为信息技术革命转变为生产力存在延迟效应,信息技术革命首先在信息科技制造、电子通信和金融服务业发力,然后扩展到大部分制造业,尔后扩展到企业服务领域,触及日渐多样化的服务业活动,此时信息技术对社会生产力提高的真正效应才得以体现。[5]中国图书馆行业采取信息技术是从70年代起步的,真正实现广泛的应用要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图书馆的信息技术革命当时以“图书馆自动化”的名义展开,中国图书馆自动化从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图书馆信息管理自动化,主要实现图书采访、编目、流通、期刊等作业的计算机管理。二是图书馆信息检索自动化。但是图书馆自动化并不是图书馆学的信息技术范式,因为图书馆自动化这个术语本身就非常明确告诉我们这个时期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只是对人工劳动的一种替代,图书馆整个业务还是处于文献处理范式。卡氏认为,信息技术范式包括以下几个特征:(1)信息便是原料;(2)新技术效果无所不在;(3)开放性、互动性、弹性;(4)特定技术逐步聚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微电子、电信、光电子学与电脑,现在全部被整合进信息系统。卡氏的这个概括是对信息技术范式的一般概括,图书馆信息技术范式有自己的内涵与外延,我们认为图书馆信息技术范式和图书馆自动化有本质的区别,前者不是简单的用计算机代替手工作业,而是从理念到制度的深刻变革,目前图书馆信息技术范式最成熟的模型就是“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模型完全符合卡氏对信息技术范式的概括。首先,开放、互动和弹性是数字图书馆的基本理念,尤其是web2.0技术的应用大大拓展这些理念;其次,实体文本的核心地位已经被数字文本所取代,数字文本成为图书馆业务组织的核心,文献处理范式的是以实体文本作为业务核心,因为业务核心的差异,由此延伸出的业务模式及理念、制度自然差异极大;第三,网络化数字化的信息系统整合了图书馆所有业务,信息技术在图书馆行业的应用无所不在,我们可以说图书馆每一个环节都被信息技术所笼罩,门禁系统、条码技术、文献复制技术,更不要说管理和信息检索。不仅在图书馆业务中发生了向信息技术范式的转型,而且在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也向信息技术范式转变。文献处理范式下的图书馆学教育是以采访、分类、编目和流通为主的核心课程,而在信息技术范式下,这些课程要么内容发生了向信息技术范式的转变,要么干脆被边缘化,计算机信息处理和检索技术反而成为核心课程。因为各大高校的信息管理系有被戏称为“第二计算机系”的说法。1994年,信息管理系的改名潮其实就是这一转型的表征。但是图书馆学信息技术范式立足未稳,就开始向图书馆学知识处理范式的转变。大致在2000年,知识经济思潮传入中国,几乎引发了社会科学界的一场思想革命,知识经济的相关词汇,包括知识管理成为最时髦的语言。计算机科学中知识管理系统的逐渐成熟,在一些特定领域在技术层面实现了知识管理。和互联网的普及时间几乎一致,我们大致可以把2000年以来的图书馆学看成是知识处理范式时期。图书馆学的知识处理范式我们还是可以从业务层、教育层和研究层三个层面去归纳其特点:(1)图书馆业务中出现了某种知识处理和知识服务的内容。譬如,学科导航和学科馆员的普及,知识标引,馆员隐性知识管理,从组织文化理念到技术再到管理都出现了知识处理范式的一些表征。(2)图书馆学教育中知识处理范式也慢慢成为主流。图书馆教育界基本达成共识,未来的图书馆教育必须以知识处理为核心组织图书馆学课程体系。譬如,分类、编目被大多数图书馆学教育单位合并成知识组织课程。(3)知识处理的技术和方法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热点。吴慰慈指出,知识处理范式下的图书馆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譬如,图书馆学研究的范畴和空间拓展了,图书馆作为社会知识信息媒介的功能日益重要。网络环境下的知识组织原理与方法、知识信息处理方法与技术应用、知识单元的自动标引与自动检索、文献知识和信息深层揭示原理与方法、电子文献的采集、保管与利用、科技信息交流媒体/载体的整合、社会经济信息化测度与评估、知识创新与科技信息转化机制、基于知识服务的图书情报事业改革与创新、知识管理系统的设计,网络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电子文献的采集、保管与利用,数字资源整合,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智能检索,数字参考咨询,数字图书馆开发、管理与技术,开放存取学术交流模式等领域都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热点;图书馆学显现出许多新的生长点。图书馆学的文献处理范式、信息技术范式和知识处理范式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定程度上的共存关系。这三个范式正好对应的是知识的“载体、技术和内涵”。在一定的技术条件和理论条件下,图书馆学研究存在阶段性特征,这三者范式正是我们对这种阶段性特征的理论概括。范式转换的动因,库恩指出,主要是旧范式没有办法很好解释许多新的观察到的现象,新的现象无法在旧范式下得到很好解释。库恩这种范式转换动因论是对自然科学而言的,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并不完全适用。图书馆学的范式转换动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图书馆实践变革需要新的理论;二是图书馆学理论自身进步导致了新的创新;三是社会发展给予了图书馆学新的时代任务。简单地说图书馆学范式转换动因有技术进步动因、知识进步动因和社会进步动因。

3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图书馆学的学科属性也并非一成不变,不过学科属性的频繁变化也反映了学科的不成熟。学科是在大学教授和研究的知识分科。在一定意义上,学科是一种人为的分类。大学、学会、学术刊物是学科分类的主要机构。一个新学科的出现可能奠基于一所大学的新科系,譬如图书馆学的确立就和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创设的图书馆管理学院有关。一个新学科的出现也可能和一个学会的成立有关,譬如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几乎催生了整个近代科学。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大大促进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并非所有的知识体系都可以成为学科,譬如,美容美发的知识体系非常庞大,但是美容美发迄今并未成为一个学科,其关键原因是它不被现代大学所承认。图书馆学很幸运,在19世纪中后期就成为大学里教授的知识体系,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但是,从学科确立到今天,它的学科背景知识在不断变化,早期主要是以人文知识为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计算机科学为知识依托,90年代以后以管理学为知识依托。虽然知识基础变化甚大,但是在欧美图书馆学的学科属性比较明确,一直属于ProfessionsandAppliedsciences(职业和应用学科)。在欧美世界,知识和学科分类虽然也会调整,但是一直比较稳定。维基百科最近提供的学科分类体系如下: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形式科学、职业和应用科学。图书馆学属于职业和应用科学。需要指出的是“职业”对应的英语术语较多,“ca-reer”,“profession”,“occupation”,“vocation”,“job”都有职业的含义。指据《美国传统辞典》认为,profession具有:(1)Anoccupa-tionrequiringconsiderabletrainingandspecializedstudy(职业需要大量训练和专门学习的行业);(2)theprofessionsoflaw,medi-cine,andengineering(法律、医学、工程的职业);(3)Thebodyofqualifiedpersonsinanoccupationorfield(同业,同行某一职业或领域内有资格的人的整体);(4)membersoftheteachingprofession(教师行业的人员);(5)Anactorinstanceofprofessing;adeclara-tion.(宣称,宣布宣称的行为或事实;公布);(6)Anavowaloffaithorbelief(信仰或信念的表白);(7)Afaithorbelief(信仰或信念);(8)believersofvariousprofessions(各种信仰的人)。因此,“pro-fession”的含义是:具备高水平技术能力并能服务于公众重要需求的职业。最典型的特征是:要进入专业行列就必须成为同业协会的一员,并持有国家颁布的执照。这两个条件确立了专业工作的高水准。根据这种区别,我们发现profession非常类似汉语中“专业”的含义。在汉语语境中,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区别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图书馆学的学科属性是一种专业学科,和法律、医学、工程技术一样,强调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强调用知识服务社会。因为学科属性非常明确,所以欧美的图书情报学着重发展的就是专业技能体系,加上欧美修读图书馆学的学生大多是硕士研究生,本身在本科时期接受过较好的人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形式科学的教育,他们读图书馆学硕士就是为了学会一种专业技能,好找到工作,因此,整个课程体系非常简洁和实用。反观中国图书馆学的学科属性一直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在学科体系中就先后隶属于文学、理学和管理学。这种属性不明确有其特殊的原因,首先,1949年以后,我国的学科分类一直遵循的是毛泽东的知识论,毛认为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可以概括为三大类,对自然的斗争、改造社会、科学实验,这也是知识的来源,所以毛泽东的知识分类是非常简洁的,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处于指导地位的哲学,再简单一点知识就分为文科和理科。这样的分类体系影响很大,以至于直到今天,它还是中国学科分类的基础。在这样的系统中,图书馆学属于社会科学,是所谓的文科。在社会科学科类划分中,虽然图书馆学取得了一级学科的地位,但是它属于何种学科门类是摇摆不定的。其次,这种摇摆的原因要归结为图书馆学知识自身的变动。早期的图书馆学主要以历史和文学等人文知识为基础,所以归到历史学大类和文学大类。20世纪9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知识以计算机和管理学为主体,所以又被归到管理门类。但是无论归到哪一类都不合适。归结到文学,那么图书馆学中大量计算机知识显然不能算是文学,归结到理科门类,那么图书馆学中的版本校勘等等知识体系显然又不是理科。目前归结到管理学其实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的原因就是图书馆学是一种专业训练,它涉及到的知识是多学科,不能根据它的知识内涵去分辨其学科属性,而是要根据图书馆学的功能归类,归结到“职业和应用科学”显然就没有此类问题。学科属性不明确,导致的问题很多。首先,因为学科属性不明确,导致图书馆学学科认同缺失。这种经常变动学科属性的事情在其它学科是很少见的。别的一级学科和学科大类之间关系不会十年八年变动一次。这种变动一方面对培养本学科教学、科研以及从业人员的学科认同不利,另一方面也使其他学科的人难以明确我们的学科属性。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都非常缺乏。20世纪80年代修读图书馆学的学生和从业人员普遍缺乏职业自豪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缺乏。近10年来图书馆学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是学科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并没有有效提高。其他学科对图书馆学还是存在一些偏见,这和我们学科属性不明确有关。其次,学科属性不明确,致使我们在争取资源时缺乏竞争力。在招生的时候,包括南京大学在内的许多知名高校几乎都接受的是服从资源的学生。近10年来,信息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分配情况在文科当中明显好于文史哲等传统学科,按理说我们的生源也应好于文史哲学科,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源这么差呢。这显然和学科属性不明确存在一定的关联,学生不知道图书馆学等信息管理学科是干什么的?什么东西是这些学科的核心知识体系。在争取科研和学科发展资金时也常因为学科属性不明确吃亏。譬如,许多211大学的学科建设经费是按照学科门类拨付的,图书馆学属于管理学门类,而众所周知管理学一般都在大学的商学院,在综合性大学中商学院都是强势学院,它们在分配管理类学科建设经费时当然很少甚至不会考虑图书馆学等信息管理学科的经费。这样的情况在重点学科申报、博士点建设等等都会出现。因此解决学科属性等学科认同问题是学科建设中首要的问题。学科的社会认同是建立在自我认同基础之上的,如果自我认同缺乏,社会认同就无从谈起。学科自我认同的强化取决于以下几点:(1)学科能为从业人员(包括本行业的师生)带来丰厚的利益。如果我们的学生就业市场长期保持强劲的竞争力,而且学生的薪水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进入行业后上升的速度也比较快,那么我们就可能吸引高水平的学生。如果我们的教师能够较容易争取到研究经费,职称上升也比较快,那么我们就可能吸引到高水平的师资。高水平的师资和优质的生源是保证学科发展的核心。(2)学科能为毕业生提供高水平的训练。同样作为职业训练和应用类学科,医学和法学地位非常高,其中关键因素是因为这两个学科能够为学生提供高水平的训练课程。医学和法学院的课程向来以艰深著称,投入和产出一般来说总成正比,艰深课程总比普通课程能够提供较好的训练。另外,课程体系的逻辑关联和稳定性也是影响训练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医学和法学课程体系历史非常悠久,课程体系的逻辑性和稳定性较高。而国内各大学图书馆学课程体系稳定性较差,各个学校课程体系存在很大差异,课程体系的逻辑关键较弱,存在较多的因人设课因素。所以稳定的课程、艰深的课程和课程体系之中存在严密逻辑关联是形成学科自我认同的重要条件。(3)学科的制度化水平较高。学科制度主要包括教育制度、交流制度、奖励制度。教育制度前面我们论及了,交流制度是指学术交流和发表系统,主要是学会、学报和会议制度,如果交流系统发育充分,那么同行之间的学术思想交换就较为迅捷,有利于学者的成长。完善的学术期刊体系可以提供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发表平台。目前图书馆学的制度化水平经过近10年的迅速发展已经和其他学科旗鼓相当,也就是其他学科有的制度,图书馆学也都有了。国家重点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等等都建立起来。问题是我们学科的制度系统和其他学科联系薄弱,基本是封闭的自我系统,有点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味道。

4大致说来构成学术共同体的条件有:(1)明确的研究纲领,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人员共同遵从的理论主张和研究规范;(2)共同的学术传统和统一的学科教育背景;(3)一个学术共同体,国内往往名之为学派,只有理论主张和研究规范显然不够,还必须有“旗帜”性人物。这个概念的核心是范式,前两条在库恩看来都属于范式,学术人口是范式的载体,如果没有对范式的承载,就无所谓学术共同体。如果我们把整个信息管理学科看成是一个大的学术共同体,那么图书馆学共同体是其中的亚群体。图书馆学共同体还可以按照历史发展的时段以及其他因素划分为不同的共同体。按照历史发展,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共同体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共同体。1949年以来,图书馆学共同体大致可以分为四代:老一代学者,文革前17年接受教育的一代,80年代以后接受专业教育的一代,90年代以后接受专业教育的一代。目前除了1949年以前接受教育的那一代人外,其他3代人都还活跃在图书馆学界。这四代也就是四个图书馆学共同体,他们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代以沈祖荣、刘国钧、李小缘等代表的学术共同体,大多有海外求学背景,国学功底也比较深厚,学贯中西。文革前那一代人的学术共同体专业基础比较扎实,但是学术视野和国学基础很难和第一代人相比。文革后接受教育的那一代图书馆学共同体因为受文革的影响,教育背景不是很完整,但是勤能补拙,经过艰苦努力,他们中的佼佼者是现在图书馆学界的领军人物。90年代以来接受教育的一代人可以归入一个共同体,他们思维比较活跃,外语基础和计算机技术基础比前一代要好,但是人文素养普遍不足,学术交流机会较少,大多数人还是学术界沉默的人群。需要指出的是,图书馆学界近年来进入了大量非图书馆学专业的学习计算机和管理类学科的教师,他们也是图书馆学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如果按照学科内领域的划分,我们尚可以根据图书馆学的三级学科划分出多个共同体,比如图书馆学理论共同体、图书馆学史共同体、数字图书馆共同体等等;也可以根据学术团队划分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共同体、北京大学图书馆学共同体、南京大学图书馆学共同体等等。学术共同体组成人员不是物理性的聚集,而是因为服膺共同的学科范式而组成,因此学术共同体不是结构性很强的功能性社会团体,而是一种理念性学术群体。这种群体表现出离散性并不奇怪。我们所说的“凝聚力缺乏”,是说和其他学科相比,图书馆学共同体范式和学科意识都不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大致有以下几点:(1)研究人员来源多元化。每一个学科从事研究的学术人口一半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研究机构,譬如科学院系统专业的研究人员;二是高等学校相关系科教学和研究两栖人员,越是研究型大学,教师越偏重于研究,还有与此共生的研究生队伍也是不容忽视的研究力量;三是从事具体工作的人员,其中部分人也从事一定的研究工作。图书馆学学术人口也包括这三部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第三部分,由于评职称的需要,图书馆实际工作人员从事研究的积极性很高。这种情况就导致一种结果,许多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来自非图书馆专业,虽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根据我们的估计大致三分之一的从业人员来自其他学科。这种情况有利有弊,其利在于加快了学科之间的融合,图书馆学是吸收其他学科知识最多的学科之一。图书馆学在社会科学大家族中是消费者。弊端则是来源于其他学科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图书馆学学科认同较差,这样一来图书馆学要形成共同的研究纲领和研究规范就比较困难,从而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较差,整个知识系统表现出较高的离散性。(2)研究对象的多元性。一个学科一般来讲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譬如社会学以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政治学以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社会学和政治学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但是它们的分工是非常明确的。可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呢?文革前我国图书馆学以图书馆业务工作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后把学术交流系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到目前,人们认为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对应的行业不断扩大,根据文献处理模式,不仅把图书馆对文献的处理(采访、分类、编目、流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上延伸到文献的生产过程,把编辑出版发行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同时还往下延伸,把文献的评价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核心期刊理论拓展为一般的社会科学评价。在本学科内部,图书馆学越来越倾向和情报学的融合,现在我们很难分清数字图书馆技术是图书馆学还是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高度离散,这就导致一个结果,人们很难分清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的内核知识与拓展知识的区别。这种情况同样不利于图书馆学的发展。(3)研究方法的多元性。越是成熟的学科研究方法越是单一。从方法论角度说,自然科学是研究方法最单一的,自然科学以假说、观察、实验、证伪一套完整的实证方法为研究方法,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可能会去讨论假说方法、观察方法、实验方法,但是他们很少讨论方法论等宏观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实证方法是不言而喻的基本规范,根本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希望取得自然科学那样精确性的社会科学主要模仿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社会科学家“主张用自然科学法则研究社会现象”,“坚持以观察和经验为证的原则”,并逐渐形成了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等手段的研究程序,希望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当然社会科学运用实证方法根本无法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精致的程度。在社会科学中,实证研究是一种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包括案例研究法、实验法、观察法、访谈法等多种具体方法。[6]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如果说它是属于管理学门,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图书馆学把它看成是类似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那样的社会科学并不妥当,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作为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和以揭示人类社会行为规律的社会科学是不同的,前者更多的是利用后者的成果去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前者主要揭示的WHY,着重解释;图书馆学、管理学、工程学要解决HOW,着重如何做的问题。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实证研究是图书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可是,实证主义却是图书馆学必须奉为圭臬的哲学方法论。图书馆学研究的所有问题不外乎两类:实然问题和应然问题。实然问题要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这里面主要包括对图书馆现象和图书馆业务的规律性的认知,应然问题作为一种规范研究,主要是要给图书馆活动提供科学的流程、规范、制度、准则、方法等等。没有科学的实然问题的研究,就不可能产生科学的规范研究。图书馆学的两类研究中都必须贯彻实证主义精神。可惜的是实证主义精神在图书馆学研究并未成为主流的哲学方法论。据我们的观察,这60年的图书馆学研究,老一代学者的实证主义精神最强,他们的实证精神主要来自史学的熏陶。改革开放以来的图书馆学研究,真正满足实证规范的研究并不是很多,虽然近年来进步很大,可是以揭示规律、解决问题的图书馆学实证研究还是很缺乏。例证之一就是不断地炒作概念和术语,而不是沉下心去进行艰苦研究,研究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满足发表论文的要求。80年代的老三论和新三论研究盛极一时,21世纪之后又猛炒知识管理、本体论等等概念,可是至今也没有看到扎扎实实的研究成果。图书馆学至今未形成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研究规范,这也是图书馆学共同体缺乏凝聚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是从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式、图书馆学的学科属性、图书馆学的学术共同体三个角度对1949年以来的图书馆学研究进行了粗浅评论,这些问题都是学科建设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学科能对这些问题形成自觉的科学共识,那么我们的学科将会达到更健康的发展。以上看法仅是一家之言,是否妥当,希望能

得到诸位的批评指正。

倪 波

2009.7.14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1范并思.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四个时期.国家图书馆学刊.2008(1)

2托马斯·库恩;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同2,第157页。

4同2,第158-162页。

5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6 邱五芳.中国图书馆学应进一步弘扬实证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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