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在兹》第五章:访谈录

2014/5/11   点击数:2041

[作者] 吴晞

[单位] 深圳图书馆

[摘要] “不敢说我们是国内最好的图书馆,但是它确实是最昂贵的。”深圳图书馆馆长吴晞说。 耗资8亿元、占地 5万平米、国际知名建筑师矶崎新设计、亮出“公共图书馆”的旗号,这些都使得深圳图书馆的新馆备受瞩目。

[关键词]  斯文在兹 第五章 访谈录 吴晞 海天出版社



(一) 图书馆,公共了吗

—— 《南方周末》访谈

“不敢说我们是国内最好的图书馆,但是它确实是最昂贵的。”深圳图书馆馆长吴晞说。

耗资8亿元、占地 5万平米、国际知名建筑师矶崎新设计、亮出“公共图书馆”的旗号,这些都使得深圳图书馆的新馆备受瞩目。

深圳图书馆“最贵”的称号很快就会拱手让出。计划于 2008年完工的广州图书馆新馆将更大———9.8万平方米,更贵———不含征地费的纯建设费用 8.4亿元。但深圳图书馆仍然在一个数据上保持领先,他们每年购书经费是广州图书馆的两倍。

8亿元的建设投资足够深圳图书馆买40年书,但 2000万元的年购书预算与之前每年 300万的购书预算相比,提高了近 6倍,这个数字在国内的图书馆中也显得很“富有”。

“你们馆长说免费”

深圳图书馆新馆开张前,吴晞就放出话来:深圳图书馆要做“公共图书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公共图书馆”意味着什么,吴晞的另一个说法就更容易理解一些:“进馆可以不带钱包。”—— 按他的理解,公共图书馆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免费”。

7月 12日,深圳图书馆新馆开张当天就有近 5万人进馆。一个月后,每天进馆人数还稳定在 1.3万人左右。

但开馆当天就有误会,有人跑到馆内的饮料柜台喝饮料不给钱,“他说你们馆长说这是免费的。”吴晞也觉得好笑。

吴晞说的免费,是指对市民对图书馆藏资源的使用不用花钱。“我们一张借书证成本大概是十三四元钱,原来准备收工本费 20元,后来规定10元。现在免掉了。”吴晞说。

更多人对“免费”的态度是——不相信。“很多人不信到这里可以不花钱,就不相信。”吴晞很郁闷,“他们怎么就不是理直气壮地来用这些书呢?小心翼翼地、谨谨慎慎地,过来问你一个问题。就这种心态。”

“这是我们干公共图书馆的人的耻辱,没有让人们明白公共图书馆是干什么的。”吴晞说。

吴晞认为,公共图书馆的第二个要素是“开放”——“市民不需要任何证件,不需要任何手续,都可以进馆看书。”

但辖区的派出所对此有意见,“他说,你怎么纵容三无人员呢?你不光不协助我们治安,还让大家都能进,万一有什么小偷、流氓、精神病之类无理取闹怎么办?”吴晞笑着说。开馆当天,图书馆还真丢了东西。吴晞通过监控录像,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将供市民无偿使用的电脑液晶显示器塞进包里拿走了。

“明显的精神病,我们恐怕得拦一下。”吴晞说。在老馆的时候,有次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吴晞特意叮嘱保安维持好秩序,“结果一个人犯起精神病,一边脱衣服一边跑,几个保安都追不上。”

“你必须把他请出去,不然别人怎么读书?要是不发病在那看书,自然不会有人管他。”

吴晞心目中,公共图书馆的第三个要素是“平等”—— “不分三六九等,不分贵贱贫富,都可以享受服务。”

“有的人很不注意,穿着背心、拖鞋,穿着睡衣,就进来了。”虽然他觉得这样实在不文明,门口的“读者须知”也写着要求衣着整洁,“广东的习俗就是这样子,就不做强制性要求了。 ”

为了方便盲人,图书馆建了一个全国最先进的盲人阅览室。除了有盲人书籍,还有盲人专用的电脑。但开馆一月多,来的盲人不多,阅览室的门也常关着。“有盲人来了才开门。”附近服务台的馆员说。

吴晞打算跟残疾人联合会联系一下,让他们来参观,“到时人会多一点”。

深圳图书馆新馆遇到的最大争议是儿童的问题———目前这里禁止 14岁以下儿童进入。

建馆的时候,深圳图书馆新馆根本就没有考虑要建单独的少儿阅览区,更没有相应的游乐设施。

刚开馆时,图书馆并没有阻拦小孩进来,结果,“孩子来了后,就成了游乐场,楼上楼下连跑带喊。”

“看书的读者非常强烈地投诉。”吴晞说,“我们只能向在馆里读书的人倾斜,尊重他们的意见。”

于是,深圳图书馆重申当年的老规矩——“14岁以下儿童谢绝进馆。 ”

“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执行。”对太小的孩子,一定要进馆的话,就由馆员带着参观;大一些的,自己说满 14岁了,也让进,“看着不像,不像就算了,也不那么严格。”吴晞这么跟门口的保安交待。

美国并不设专门的少儿图书馆,而是在公共图书馆中设单独的少儿区,不仅会有少儿图书和颜色鲜艳的书架,还会有一些游乐设施。

但苏联并不这样,而主张在大城市建专门的、大型的少儿图书馆,跟成人图书馆完全分开。“少儿馆管少儿馆的事,成人馆管成人馆的事。”吴晞解释。

中国照搬了苏联模式,文化部还将大城市有无少儿馆作为考核评估标准。在这种思路下,深圳市也建了单独的少儿图书馆。“原来我们在一起,楼下就是少儿馆,楼上就是成人馆,比较简单。现在搬到这里就隔得比较远了。”吴晞有些无奈。

“我们想弥补一下。”吴晞打算在馆里找个合适的地方建个少儿阅览区,“至少可以帮助那些带着孩子来图书馆看书、孩子没地方放的人。公共图书馆不能离开未成年人服务。”

“图书馆员都懂,只是难实现”

近年来,在国内图书馆领域发生了两件影响较大的事件———国家图书馆事件和苏州图书馆事件。

2004年 10月,暨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继武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国家图书馆借书记》,讲述了他在国家图书馆遭遇不公正对待;苏州图书馆事件,则是 2005年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漆永祥在网络上发帖子,愤怒地讲述了他为了借阅善本与苏州图书馆交涉半年而不得的过程。两个事件都引发了大规模的关于图书馆的讨论。

在这些讨论中,一些年轻学者经常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其实大家都懂,只是难实现。

吴晞的日常事务中,行政工作占了很大比重。作为馆长,他甚至还需要签定《计划生育责任书》。

就任馆长之初,吴晞觉得自己更像经理,“首先要想怎么去搞钱———下个月奖金发不出去了怎么办,年终奖别人发了 2000块,我们怎么样也要凑 1500块钱出来。”在他看来,国家图书馆事件实际上就是创收的问题。“它的经费只够 60%,另外 40%要自己去筹。”

“‘创收’这个词香港同行都听不懂,我跟他们讲是‘ to make money’,就是‘找钱’。”吴晞笑着说。

吴晞看来,现在很多图书馆在这些小项目上收费是捡芝麻丢西瓜,“无论怎么讲,国家的拨款是最重要的,争取社会资助、社会支持是最重要的,这是西瓜。”

“公共图书馆眼睛是向下的,主要服务于那些没有机会读书的人。书是给人看的,公共图书馆是‘天下之公器’。公共图书馆还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制度,代表了民主精神,代表了民治民享的思想。”吴晞说。

(摘自《南方周末》2006年8月24日D25版)

记者 万静 实习生 漆菲 黄冰如

(二) 官拜镇书将,风流十万年

—— 《出版人》杂志访谈

1986年12月20日,深圳图书馆正式开馆,以全国第一个“免证进馆、全开架服务”的理念享誉全国。二十年后,2006年7月,深圳图书馆新馆正式落成投入使用,其建筑之美、管理之高效、理念之先进,无不震撼国人,对我国公共图书馆建设有着强大的示范意义。

本刊在2007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之际特别专访了深圳图书馆馆长吴晞。从他的访谈中,我们看到新一代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前景和趋势,也从他本人的职业生涯中,看到了新一代图书馆人的学养和气魄。

“懵擦擦”地“官拜镇书将”

《出版人》:1982年,您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能聊聊您求学的经历吗?为何报考图书馆学?

吴晞:如果讲实话,肯定会让你们失望。我当年选择图书馆,是“懵擦擦”的。当时,连图书馆学是什么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受到哪家学者、学派的影响了。

恢复高考前,我是河北省广宗县的下乡知识青年,17岁到23岁都在乡下度过。当时青年人的精神饥饿状态,是现在饱受沉重书本之苦的孩子们所无法理解的。记得我们就像到处觅食的老鼠,当时把能找到的书本式的东西全部都啃遍了。其中一本发烂又缺页的县志,现在想来大概是清代同光年间的雕版刻本,我们多次翻阅,以致清楚无误地了解到本县自古以来一共出了多少贞节烈女。后来传达了“最高指示”,《红楼梦》要读五遍,于是县知青办给我们知青点发了一套《红楼梦》。这下大大解渴,反复诵读,对书中的人物、情节,乃至诗词歌赋,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耳熟能详,出口成诵。后来只要一谈起《红楼梦》,大家都会惊讶我的“学问”,让我不由偷着乐。

“文革”后恢复高考,我的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实际上我当时可以选择任何学校和专业,但我还是将北大图书馆学系作为第一志愿。尽管“懵擦擦”,但青年时期精神和肚皮双重饥饿的经历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记得在北大读书时一位同学说过:有饭吃,有书读,此生足矣。我想,这种想法代表了全班大多数同学,也是我们投身图书馆专业的重要动机。

《出版人》:毕业之后.您就到图书馆工作对吗,这段从业经历对您有何影响?

吴晞:1982年毕业后留校从事图书馆工作,“专业思想”才逐渐树立了起来。80年代中期,我当时任北大图书馆的部门主任,携家人到北戴河游玩时,在海边捡到一块鹅卵石,煞是可爱,于是带回家做了镇书石。玩赏之余,颇有感触,就在石头上提了首歪诗:“有志出海底,无才补苍天,官拜镇书将,风流十万年。”不难看出,此中的典故即出自我的“红学功底”。咏物自喻,大概从这时起,我已把图书馆作为我的终身职业了。

在北大图书馆一干就是十四年,从助教到正研,我的专业本钱都是北大给我的。其间曾在多个业务部门当头头,另有授课任务,还要著书立说,每日忙得不亦乐乎,自诩尚未虚度时光。但北大的经历让我满脑袋都是高校图书馆的货色,这使得我在进入公共图书馆界之后,经历了一个转折和反思的过程。

1996年我调入文化部图书馆司任文献资源处处长,1998年又转调深圳图书馆任馆长,由此步入了公共图书馆界,开始了我专业生涯的一个新阶段。

公共图书馆应是“天下之公器”

《出版人》:在一次专题报告中,您认为公共图书馆源自西方,中国长期以来只模仿其形制,而忽视了对其精神实质的领会,只到最近几年,方把公共图书馆作为保障社会信息公平的一种制度来认识。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吴晞:迫于新的工作需要,我对近现代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些粗浅的研究。图书馆的历史非常悠久,东西方都是如此。图书馆自人类文明肇始之日起就开始存在,并产生了有关图书馆的观念、学问和技术。我曾经翻译《西方图书馆史》一书,书中对此有很好的阐述。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却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近现代中国图书馆是西方文明传入的产物。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拙作《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自19世纪末期开始,西方式的图书馆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在中国传播和普及,国人亦对之报之极大的热忱。但遗憾的是,限于当时及而后的种种局限,我们多年来只注重西方图书馆本身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却忽视了现代图书馆、尤其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实质、原则和精神。到了20世纪中叶,世界上对公共图书馆的认识进一步成熟、深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共图书馆官言》就是其代表。在此期间,国内先是将这些理念统统划为意识形态禁区,而后图书馆又卷入了市场经济大潮,经营创收、以文养文、文化产业等观念泛滥,以致从主管部门到各地图书馆乃至学术界,有关公共图书馆的理论和观念无人问津,全国上下一片混沌。所以我认为,多年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先天不足、后天压抑、畸形发展、精神缺位。

近年来,业界同人对公共图书馆问题做出许多探讨和反省,做了许多启蒙工作,令人鼓舞。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上再迈出一步,打造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图书馆。深圳图书馆新馆落成开放,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出版人》:深图提出的“开放、平等、免费”,走出创收和歧视的误区,是否是我国公共图书馆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

吴晞:在深图新馆开馆前后,我们提出了两个口号,一是“天下之公器”,一是“开放、平等、免费”。讲“天下之公器”,主要是针对馆内职工和图书馆界同行的。“公器”的意思就天下共有,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乃典型的天下公器或社会公器。我们借用了这一传统概念来形象地描述现代公共图书馆的精神。宣传“开放、平等、免费”,是我们的公关口号,主要目的是让广大读者知道真正的公共图书馆是什么样子的。“开放、平等、免费”是三个内容,其中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免费”。我们也曾考虑用“公益”一词,因其内涵更为丰富,至少在修辞上更为雅致,不显得那么直白、赤裸裸。但最后还是决定用“免费”,我们就是要直截了当地告诉全社会:深图的服务是不收费的!也把矛头直指社会上大量存在的图书馆滥收费现象。深图新馆开馆后免除了所有的服务费用,包括按惯例应收费的借书证工本费、上网费等。我就曾在媒体上公开宣称:读者到深图来是可以不带钱包的。可想而知,读者和业界对此反响巨大。

《出版人》:2003年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图书馆之城”的宏伟目标,其中最核心的是什么?从中您觉得对全国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借鉴意义是什么?

吴晞:关于深圳打造的“图书馆之城”,我们刚编著了一本约40万字的专书,仍觉得意犹未尽。所以这里我只能极其简要地谈两个问题。

一是“图书馆之城”的含义。所谓“图书馆之城”,就是把整个深圳市建设成为没有边界的图书馆网络,让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星罗棋布,遍布全城,服务全民;同时建设信息资源共享网络,打造全市数字平台;在理念上强调社区化、人性化、普遍服务、平等服务,实现全民阅读,特别是弱势群体的阅读参与。“图书馆之城”建设自2003年开始实施,现已实现每15万常住人口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每1.5万常住人口拥有一个社区图书馆,通过评估达标的城乡社区图书馆已超过500家,市常住人口人均藏书1.6册,户籍人口人均藏书5.8册,全市实现一卡通管理的通借通还。

二是我们的感想和体会。从上述的内容不难看出,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新鲜货色,其中大部分的工作各地公共图书馆都在做,有的还比我们更出色。但是,我们明确提出了建设“图书馆之城”的概念,以此为名打动了社会,动员起的各界的力量,争取到了全市上下普遍的支持。同时,以“图书馆之城”的建设为核心,纲举目张,目标明确,将原来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和杂乱无序的全市图书馆工作整合起来,统一在“图书馆之城”的大旗之下。“必也正名乎”,这才是我们的得意之笔,也是取得成功的关键之处。

打造一个真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

《出版人》:深圳图书馆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在自动化管理上探索,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ILAS)的研究工作取得很多成果,数字化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上也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可以说智能化和数字化是重要的办馆特色之一,能否简单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吴晞:高技术成果一直以来是深图的旗帜和骄傲,但实际上我们是被“逼”出来的。深图是个后起的新馆,当下许多国内历史悠久的图书馆都在纷纷庆祝建馆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只能羞答答地纪念建馆20周年,说起来才不过是个“孙子辈儿”。历史没有给予我们机会去获得百年积累,没有珍稀资源或“镇馆之宝”。后来者如何居上?如何让深图跻身于国内外先进图书馆之林?我们的回答是,走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道路。

1988年,深图受文化部的委托开发研制了ILAS,即“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 (Integrated Library Automation system)。这是国内第一个图书馆自动化软件。在当时国外软件价格昂贵、国内绝大多数图书馆均无力问津的情况下,ILAS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迅速发展了2000余家用户.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图书馆的自动化建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ILAS,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的进程至少还要推后十余年。ILAS的成功研制和应用也给深圳图书馆带来了极大的荣誉,这一项目所荣获的省部级以上的嘉奖就达十一项之多,其中包括了国家科技进步奖、联合国科技之星奖等重大奖项。日前我们又圆满完成了国家级科研项目d-ILAS(即“数字化ILAS”)的研制,目前这一系统已在深图新馆成功应用。

2000年,我们又成功开通了“地方版文献联合采编协作网”,简称CRLNet(China Regional Libraries Network)。CRLNet使图书馆传统、核心的业务工作迈入了数字化、网络化和合作共享的新阶段。现已有书目数据200万条,成员馆90家,联合采编系统24小时实现数据上传和下载,为之受益的图书馆遍及全国,国际上最大的联机编目机构OCLC也在采用我们的数据。2006年,项目荣获文化部首届“文化创新奖”,这是我国文化系统现行最高级别的奖项。

2006年深图新馆开放之时,又全面启用了RFID系统。RFID即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亦称电子标签、数字标签,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近年来在国外图书馆开始探索应用。深图是国内第一家全面应用RFID系统的图书馆.也是国际上为数不多的全面启用这一系统的大型图书馆之一,因此在国内乃至港台、东南亚地区均产生了重大反响。RFID在图书馆的应用代表了行业发展趋势,深图又一次站到了时代的潮头。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开发研制了“文献智能管理系统”、RFID智能书车、自动借还设备等产品,使深图迈入了智能化的新时代。

《出版人》:深圳中心图书馆建成,其规模、建筑、管理、服务都让国人震撼,能否谈谈当时的设想是否都实现了?这是否就是您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距离你们设立的目标“国内一流、世界先进”还有多远?

吴晞:深图新馆在建筑和设备条件上是一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名副其实的一流图书馆。我们的办馆目的,是要打造一个“公共图书馆”。这样讲,听起来好像是废话,因为深图本来就是公共图书馆,其实不然。让我们试想一下,在全国各地各级的公共图书馆中,正式冠之以“公共”之名的又有哪几家?没有,一家也没有,包括深图也不曾挂出过“深圳市公共图书馆”牌子。当然名称不能决定其实质,我们也不打算去办理那些繁杂无比的手续换牌子,但所有的公共图书馆统统都没有“公共”之名,至少说明了公共图书馆意识的普遍缺失。在这种情形下,努力在理念和实践上建立一个真正的“公共图书馆”,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记者手记:

第一次见到深圳图书馆吴晞馆长是在云南的图书馆年会,他穿着白球鞋从下榻的酒店出来跑步。当时心里第一反应是,难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深图馆长?高高个子,温文尔雅,亲切、平易,与那些圈内流传的传奇——庞大的“图书馆之城”计划、气势宏大的深图新馆、魄力十足的“开放,平等、免费”口号之类建立直观联系似乎很困难。这次采访也令人印象深刻,我根本没想过他竟然会在每天忙完工作后,一段一段地回复我的采访,连续一周!并且字字句句都能感受到他的认真、周密和真诚。与这些图书馆人接触,总会从很多细节处感受到温暖的希望和震人心魄的人格力量。

(摘自《出版人》2007第7期)

(三) 访谈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晞先生

—— 《数字图书馆论坛》访谈

1979年第一期的《图书馆学通讯》(《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前身),曾刊载了一篇后任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杜克先生的《我国图书馆网建设初探》。文中列举了美国俄亥俄州有600多个分馆和90多辆汽车图书馆,“平均2500人一个分馆”,作者同时提出,“但在我国,我认为却不能走由大型图书馆广泛建立分馆这条道路。”

时隔三十多年,再看这篇文章,我感觉它并非已故前辈的妄言或者缺少高瞻远瞩的视野,而是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之真实反映。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在我国国力整体增强的支撑下,中国的图书馆界近年来成绩斐然。成绩的背后,是众多图书馆人的不懈努力。

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晞先生即为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任深圳图书馆馆长14年间,将深圳图书馆由一个新兴城市的小馆变成了“图书馆之城”宏大规划的龙头馆。目前,深圳“图书馆之城”已拥有600多家图书馆和200台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这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是很难想像的。

吴馆长是图书馆技术应用的有力推动者。无论是RFID还是自助图书馆,深圳图书馆都走在全国的前列。RFID在全国应用越来越广泛的同时,自助图书馆却得到了业界同行的一些争议。作为自助图书馆项目的第一负责人和专利发明人,即使自助图书馆在深圳的使用情况甚好,吴馆长也仍能理解这些不同的观点,更不赞成在全国盲目地推广。

他认为深图较多的技术开发和应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与深图的文化和历史积淀较弱有关。这位有着很高人文素养的管理者和学者,将自己的人文情怀用在了服务上,除了以技术应用促服务,同时还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开放、平等、免费”的理念,“服务立馆,技术强馆”。

在开放的服务理念中,他也在思考诸多业内焦点事件后的“民粹主义”思潮。图书馆不能刻意去迎合普通大众,某些看似创新的服务实则为办馆方针的错位及对文明遗产和知识传承的漠视和无知。

他特别强调不能忽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指出: “公共图书馆为个人和社会群体进行终身教育、自主决策、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他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发挥出开启民智的作用。在教育职能中,阅读推广是重中之重。

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他认为图书馆是社会阅读的主体,阅读推广工作要引导缺乏阅读意愿的人,训练不善于阅读的人,帮助有阅读困难的人,提供所有人阅读的便利。“目前还没有任何社会机构在阅读这一功能上可以取代图书馆”。

吴馆长热衷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他认为理论的研究推动了我国图书馆多年来飞速的发展。他发起创立了“公共图书馆研究院”和创办了《公共图书馆》学术期刊,这也符合他以“研究先行”为圭臬的一贯思路。

他同时认为我国理论的研究和事业的发展是西化的影响使然,不能忽视外来思想的作用。无论是技术的应用还是理念的更新,我们需要向国外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杜克先生的这篇文章刊出时,正值吴馆长刚刚进入北京大学求学,“文革”后的那一代大学生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他们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图书馆的发展,他们对于中国图书馆的贡献担得起这个社会和时代给予的期冀和信任。

他因为身体原因,于2012年辞去了馆长一职,虽退离管理岗位,却也难做“无怀氏”和“葛天氏”之民,并不得闲。他还要接着完成手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履行几个职位的责任。心系图书馆是他不变的情怀。

顾晓光:请您回顾一下在北大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是什么原因,让您下决心南下深圳,担任一个新兴城市的图书馆馆长?

吴晞:现在的青年人很难想象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肚皮和精神双重饥饿的情景,这种饥饿已经成了我们终身的心结和阴影。

记得当年在河北省做插队知识青年,只有十六七岁年纪,我们这些人就像是一群觅食的老鼠,到处寻找有字迹的东西读。在村里找到一本没头没尾的旧县志,现在回想应该是清末同光年间的刻本,我们就如饥似渴读了起来,以至于至今我还能清楚记得本县从古至今都出了哪些夫死几十年誓不改嫁的贞洁烈女。

就是对这种读书的追求,使我考上了北大图书馆学系。1978年高考,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当时是先公布分数后填报志愿的,本来选择余地很大,但还是毫不迟疑地将北大图书馆学系(现为信息管理系)作为第一志愿。上学后,发现很多同学都有共同的想法,可见要读书是我们一代人的共同愿景。有个同学说:此生有饭吃,有书读,足矣!颇得大家共鸣。当然,读了图书馆学,做了图书馆员,才明白图书馆工作和个人读书是两回事,这是后话了。

顾晓光:我特别钦佩77、78级的大学生,这些人的求学背景和经历在古今中外都是少见的。

吴晞:我们这几届毕业生的共同特点就是踌躇满志,以天下为己任,还带有几分狂狷和自不量力。记得毕业时一次聚会,有位女同学说:中国现代战争实际上就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们在互相打仗,我们就是黄埔一期,今后图书馆的天下就是我们的!大家为之喝彩。虽是书生之见,但却难得一腔书生意气。

我毕业之后留校工作,工作、家庭都很顺利美满,我的中级、副高、正高职称都是未到年限破格提拔的,颇得领导和同事的器重和认可。1996年调到文化部图书馆司任文献资源处处长,后来才知道,让我这个未经行政任职阶梯的人直接出任正处长,也是一种破格待遇。

1998年,深圳图书馆(以下简称“深图”)沈迪飞老馆长面临退休。沈馆长曾在北大任课,是我的老师,他推荐我接任馆长。市文化局也希望找一位既是内行、又有行政经验的人接替馆长,于是就发函商调。当时我也颇为犹豫,因为我的家人和父母都在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城市,北京又是我的出生地和事业起步的地方,确实有些舍不得。最后还是事业心占了上风,人生苦短,难得几回搏,应该在有生之年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顾晓光: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图书馆之城”已有10年的时间了,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您如何看待这10年的工作?

吴晞:我到深图任职前,对自己的专业能力还是信心满满的,以为自己是科班出身,又在国内一流图书馆工作多年,图书馆的十八般武艺都拿得起。但跻身公共图书馆后,发现差距还是蛮大的。

这个差距,首先不是我个人的差距,而是我们整个图书馆界的差距。我们的教科书、理论研究乃至公共图书馆界自身,都缺乏对公共图书馆的整体认识,没有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更没有落实到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上。其实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早已有共识,从《公共图书馆宣言》到IFLA等国际组织早就有一系列的定论,我们的公共图书馆却大多懵懵懂懂,一团乱象,政府管理部门也是政策错位。当时盛行“以文养文”,经营创收,提倡增加“造血”功能,实际上就是想方设法乱收费。对群众办证、借书设立了重重门槛,把读者分为三六九等,就像个衙门。深图在全国算是做得好、问题少的,但也不能免俗,职工奖金和本部门“创收”挂钩,全馆上下都在一门心思搞钱。

这种乱象在本世纪初年才开始好转,直至2012年文化部、财政部发文禁止图书馆、博物馆等公益文化场所收费,才算终结了全国公共图书馆以服务“创收”的局面。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深图起到了为天下先的作用,这是我为之自豪的。

早在1998年就职深图之初,我就写了《图书馆与人文关怀》一文发表在《图书馆》杂志,呼吁图书馆人文价值观,介绍国际先进理念,抨击图书馆服务不平等、滥收费等不正之风。本世纪初年,国内理论界开始倡导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反对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和做法,我也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撰写了《天下之公器》等一系列文章,力图在理论观念上拨乱反正。2006年,深图新馆开馆,我们借此良机,大张旗鼓提出了“开放、平等、免费”的口号,在全国首先做到了服务全部免费(与我们几乎同时实行全部免费的还有杭州图书馆)。当时我们这样做还是有不少压力的,因为没有明确的政府政策,许多公共图书馆还要靠收费过日子,难免要说我们“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痛”,但是也得到了图书馆界有识之士和市民读者的热情支持和赞誉,使我们得到鼓舞。

深圳的“图书馆之城”是全市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亮点。作为公共图书馆的一个特点,就是要面向基层,面向大众,面向弱势群体,“图书馆之城”建设体现了这种精神。现在全市通过考核达标的基层图书馆已经有600多家,深图还牵头建成了“深圳图书馆之城统一应用平台”,把全市图书馆联为一体。这样的规模水平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这项大工程得到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市图书馆界同仁的一致参与,使全市人民因此而受益。

还有一项惠民的工程就是开发研制“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我们是将其作为“图书馆之城”的组成部分来进行建设的。现在全市投入服务的自助图书馆已达200台,深受市民欢迎。

曾有学者指出,21世纪中国图书馆有两大成就,一是各种新技术在图书馆应用,极大改变了图书馆的面貌;二是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实行均等公益的方针。我深以为然。然而,新技术应用是技术领域、主要是IT界的引领,我们不过是跟在后面跑。所以说,近年来国内图书馆界最大的成果应该是公共图书馆界的变化,实行了开放、平等和免费的服务。回顾这一历史性转折,我和深图团队始终站在了潮头,在理论上、实践上冲锋陷阵,颇有成就感。

顾晓光: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也是受惠很大的一个城市。经济繁荣促进文化的发展,虽然有些人说深圳是“文化沙漠”,但通过经济的投入,在文化的某些方面,比如图书馆,深圳是不是走在全国的前列?

吴晞:“文化沙漠”是有些刻薄了,深圳的文化发展还是很快的。但深圳是一座文化底蕴很薄弱的城市,且不要跟北京、上海比,就是和广州比,也有很大的差距。虽然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在图书馆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文化建设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

拿深图来说,我们硬件条件是走在全国图书馆前列,我们在尽可能的条件下所做的一些工作,确实也走在全国前列,比如建设“图书馆之城”、促进基层图书馆发展、开发并使用自助图书馆等新技术应用等方面。但如果作为一个好的图书馆,深图以及众多深圳地区的图书馆还有很大的差距。

顾晓光:这个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

吴晞:文化积淀不够。我们八十年代之前的图书收藏很少。以前,我们班子开会争论是否收集古籍,丰富馆藏。多数意见是不收集,买一些复印本或者通过数字化方式获得就可以,满足读者使用。虽然我本人对古籍很感兴趣,但也没有坚持收藏古籍。

我们之所以在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上做得较多,实际上有不得已的原因。如果藏有大量古籍、镇馆之宝,我们会有很多事情可做;没有这些,我们只能想办法在技术上走在别人前面。如果我做其他图书馆馆长,也许不会走这条路,有很多办馆的方针可以让图书馆长久发展。

顾晓光:有人提出 “图书馆促进社会发展,图书馆接受技术挑战”的论题。“挑战”这个词很直接,我想到图书馆学作为一个学科,有诸如分类、编目的看家本领,但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学科的这些看家本领越来越弱势化了,使得图书馆的技术应用有越来越多非本学科独有的趋势。您觉得这种现象以后会不会更加明显?

吴晞:这也是很无奈的,连我们系里的名字都改成信息管理系。改名的时候,我还在北大。当时我很反对,觉得把学科给改没了。这从根本上将专业往技术上靠了,依赖技术发展来建立学科,学科立足之本的东西丢掉了。这带来什么后果呢?首都图书馆倪晓健馆长讲过一个事例,在搜索引擎上敲入“信息管理”一词,一万条之后也找不到图书馆。我们图书馆招聘的时候,投递简历中符合“信息管理”专业条件的有学硬件、软件、电子商务的,就是没有图书馆学背景的,搞得我们哭笑不得。

但学科发展到今天,离开技术是不可能了。我们深图也是紧跟技术发展的。但图书馆学是一个人文社会学科,不能离开“以人为本”,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

顾晓光:深图是国内进行新技术应用的典范,无论是ILAS还是RFID(无线射频技术)、自助图书馆等,但您以前说过“图书馆的本质是人文的,在过去和将来,它都不是什么科技产物”,刚才又谈到“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在技术大力推动图书馆发展的今天,技术和人文的争论中,人文又能如何去引领技术的进步?

吴晞:深图开始研制开发ILAS的时候,我还在北大供职。记得当时(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由学校牵头,北大图书馆和计算机所合作,先后成立过两个图书馆自动化课题组,我都是课题组成员。在我们课题组里,那些搞计算机技术的专业人员是不大看好深图ILAS的,认为他们技术上是小儿科。结果,我们的项目或是无疾而终,或是通过鉴定后束之高阁,从未得到真正应用,而ILAS却在全国有了三千多用户,还走向了海外。

我到了深图之后,才认真面对这个问题。ILAS是文化部支持的项目,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推向全国图书馆,为图书馆自动化服务,迅速实现产业化,而不是刻意在技术上取得什么成就或突破,追求什么成果。这一策略被证实是十分成功的。且举一个非技术性的例子。当时国外通行的图书馆自动化软件主要是美国的INNOPAC,售价超过30万美元,每年的维护费用还要2万美元。这个价格实际上超出了当时国内几乎所有图书馆的承受能力。而ILAS的售价最低只有5,000元人民币,因此被广泛接受。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说ILAS的问世使中国图书馆的自动化提前了10年到15年,因为只是近10年左右国内各大图书馆才有财力陆续使用国外的系统。

我们做公共图书馆的,时刻要有人文关怀的理念,而不是本末倒置,技术成就高于一切。再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90年代初期,我在北大图书馆供职,当时我们经过努力,宣布取消原有的卡片目录,全部采用机读目录(MARC)。这在全国高校图书馆是首家,我们都很以为荣耀,当时在国内图书馆界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不久后我到美国出访,得知了另外一个故事:在美国的一家大学,当时也曾计划取消卡片目录,但是因为有几位教授从不肯使用电脑,图书馆最后决定卡片目录依然保留。两种做法,反映了两种态度,两种考量。这里且不说保留卡片目录的是非对错,毕竟现在图书馆大多已经不再使用卡片,但是美国这家大学的出发点无疑更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而不是技术至上主义,不是为技术而技术、为现代化而现代化。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正是基于这种考量,深图研制开发了“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对于这个项目的研制和使用,业界也有不少争议,有人认为我们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却用于最传统的纸本书刊借阅,不能体现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对此我不能苟同。现在自助图书馆每个月借还书量接近200万册次,还有1—2 万册次的预借量。这说明我们的自助图书馆相当于一个中等以上规模的图书馆,而且是深受市民关注和欢迎的图书馆。这样的利用效益,又有多少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社会影响,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曾有一位女市民动情地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说,自己在深圳发展不顺利,正在考虑回老家,但使用了自助图书馆这样便民的服务设施,就改变主意不走了,留下做一个深圳市民。自助图书馆项目问世后得到过多次领导表彰和各种奖项,包括胡锦涛总书记的赞扬和文化部颁发的最高荣誉“文化创新奖”和“群星奖”。但这位女市民的赞许却更令我们倍感荣耀,让我从中切实感受我们做了图书馆应该做的事情,尽了我们的社会责任,体现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

顾晓光:“以人为本”的理念现在还在坚持吗?

吴晞:当然。公共图书馆比较独特,它是一个社会公益文化机构,不能离开为公共服务这个原则。我们建深图新馆时,有人提过一个方案,一进大厅便有大量电脑进行多媒体展示,能够让大家感受新技术的魅力。这个想法很好,但我还是反对。我们不能摆出一副吓唬人的架势,要让老百姓感到很亲切,有文化的可以来,没文化的也可以来;骄傲的可以来,自卑的也可以来。它对民众要有亲和力。当时,深圳有位书法家送我们一幅字: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说这不行,既欢迎鸿儒,也欢迎白丁,尤其要加强白丁的服务。本来书法家很得意,觉得很高雅,但我们觉得不能充高雅,要特别面对那些弱势的、没有多少途径阅读的群体。他们很依赖我们,我们也要吸引他们来,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顾晓光:您在2000年时,曾经说过“公共图书馆要不要建成研究型的图书馆,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并提出“我们(深图)必须担负起研究图书馆的使命”。经过10多年的发展,您认为深图在推行研究图书馆战略上有哪些经验?

吴晞:从数量上看,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有三四千家,大多是基层图书馆,这些图书馆要不要办成研究型图书馆,我不能肯定;可以肯定的是,像深图这样的大型地区中心型公共图书馆,是一定要担负起研究图书馆的使命的。

我多次说过,在当今社会,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研究,或系统学习掌握一门知识,就要学会利用图书馆这个最好的场所,因为只有图书馆才具有完备的文献体系和系统的文献服务。人们常说“站在巨人肩膀上”,这个“肩膀”就是前人的成果,就是文献,就是图书馆。

举例讲,如果某一学科或专题的有关文献有100篇,其研究者或学习者至少要掌握其中的80篇,还不能遗漏核心文献,才算得上有起码的了解,才算入门。哪里去找这80篇文献呢?社会上只有图书馆才能提供这样的文献保障。书店能否完成这样的功能呢? 不能。书店只能提供当年及近年的新书,甚至只是有销路的新书,不会系统地按照学科、专题来收集和积累文献,也不会提供卖不出去的书刊。上网浏览检索固然可以获得大量信息,但属未经筛选,垃圾信息充斥,个人往往没有能力甄别利用。凭借个人的收藏和私人途径能否建立起这样的文献保障体系呢?应该承认,历朝历代的私家藏书曾经起到过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为文化传承、文献保存和文献研究作出过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是以此为依托完成的。但毕竟时代不同了,藏书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社会,对文献数量最为夸张的形容不过是“学富五车”、“汗牛充栋”。即使当时的文献总量如此有限,孔子还要“问礼”于“周藏室”(周王朝的国家图书馆),亚里士多德还要借助“学园图书馆”。可以说,面对今天的出版量和社会信息量,凭借个人的力量已经不可能建立起完备系统的文献收藏,只能依靠社会化的分工,也就是依靠图书馆及其他社会文献机构。这就如同生病要找医生,上医院,寻求专业帮助,靠个人买些感冒胶囊之类的只能对付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

进入网络化、数字化时代之后,图书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化、更加突出了。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实用的数字资源,图书馆收藏和提供各种的数据库,如同图书馆的藏书一样,是经过精挑细选和专业化整理揭示的,因此是最重要、最实用、最具价值的信息资源,而且大都是免费提供使用的。无论是普通读书人,还是读书治学者,图书馆数字资源都是基本资源和首要选择。

特别要指出的是,即使你所在的图书馆数据库不够齐备,使用者另有需求,现在图书馆大都可以通过各种图书馆协作关系和资源共享平台,联系利用其他图书馆的数据资源,这些服务都是无偿提供的。以深圳为例,深图和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深圳大学图书馆这几家本市数字文献收藏最为丰富的图书馆一起,建立了“深圳文献港”,可以相互利用各自的馆藏数字资源;而大学城图书馆又是CALIS成员,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平台的文献。此外,我们和大陆各大图书馆、港澳地区图书馆及国外文献机构都有各种各样的业务关系,可以实时利用他们的数字收藏。这样一来,“研究型公共图书馆”的门槛就大大降低了,许多具备条件的基层图书馆也同样可以开展研究型服务。

建立在数字文献基础上的研究型图书馆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有个历史学研究者就说过,只要学会利用各种数据库,每个研究者在占有资料上都可达到陈寅恪先生的水平。这是深得个中三昧者之言,也给公共图书馆发展提供了方向,就是在数字图书馆的基础上建设学习型、研究型图书馆。

顾晓光:我们图书馆学专业中在不同时期出现过“整理说”、“要素说”、“机构说”等理论,到后来周文俊老师提出“文献交流”的思想,图书馆学的研究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新世纪以来,很多人开始认同一个图书馆作为公民“第三空间”的观点,图书馆利用物理空间和馆藏资源的优势,来建立一个文化氛围的场所。在传统文献资源的利用日渐式微的情况下,图书馆越来越多地利用非传统图书馆的服务方式来进行服务,甚至有去纸质图书化的趋势。在图书馆独有物理空间优势的情况下,我们的图书馆还是图书馆吗?

吴晞:你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基础理论。我深深感受到21世纪的基础理论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比如2005年湖南《图书馆》杂志推出的“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论坛,在理论上做出了很大的突破。按说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公共图书馆宣言》早就讲了,国外也已说了、做了有多年。但将其介绍到中国来,为其鼓与呼,并形成公共图书馆今天的局面,还是起到前锋的作用。

七、八年前,我们的公共图书馆还存在收费、设门槛这样的举措,很多馆长也没有开放的理念。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基础理论的研究者,包括我在内,还是推动了图书馆事业很大的发展。刚才你说的以前学者提出的基础理论,包括周文俊老师的“文献交流引论”,最核心的东西还没有过时。

另一方面,现在资源多样化,人们不再依赖图书馆,这是一个事实,包括你和我在内,我们查找资源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通过互联网,这和我以前一有问题就钻进书库里是类似的。但是人们总是需要一个物理空间,即使你掌握了全面的信息检索技术、数字文献利用技术,但你还会有一个书房。如果你没有,可能也希望设计一个理想中的书房。

顾晓光:是的,在数字大潮下,我购买纸质书却越来越多。

吴晞:在自己的书房中,琳琅满目,这和拿个手机查东西是两个概念。对于城市来说,也是如此。城市的公共图书馆是一个文化象征,在其中,我们可以查阅传统资源,也可以浏览网络资源。在上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刚刚兴起,美国超过70%的民众是通过图书馆掌握了相关的新技术应用,包括后来的互联网。我在文化部的时候,曾经提过一个口号“图书馆带你步入信息社会”,得到领导认可,他们现在还在用。我们面对的公众是参差不齐的,我们有责任让没有其他途径学习的人逐渐掌握利用新技术的本领。从这方面说,仅仅着眼资源建设是不够的。

顾晓光:我想到一个您和一些学者以前都持有的观点。大意是中国百年来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是全盘西化的落地,甚至很难有什么中国特色。当然,既然在中国,肯定有中国化的成分在其中,但并不明显,基本上是理论的移植。现在您是否还坚持这个观点?

吴晞:是。中国的书籍历史非常灿烂,文化遗产也非常丰富。从这方面讲,我们比西方大多数国家要有优势。但今天我们所说的“图书馆”就是舶来品,是西方的产物。我们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发展就是移植过来的,不是继承了诸如天一阁、文渊阁这样的藏书楼。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就发表过这个观点,很多人反对,说我无视我们的文化遗产。我说你们没有把我的文章看明白,如果看明白了,就不会这样说了。这个观点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现在使用的东西大多是舶来品,小到身上穿的衣服,大到像共和国这样的国家体制也是西方的。我们的图书馆会受一些传统的影响,我们的目录学以及关于文献学的研究,对于今天的图书馆还有指导作用,但和今天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体制是两回事情。

顾晓光:您认为我们图书馆的发展和中国整体的发展相比,是同步的,还是超前的?

吴晞:在深圳,可能是超前的。“图书馆之城”正式认可的图书馆就有600多家,而且都是达到一定指标的。在西方国家,这也是很高的数字。我们还有200台自助图书馆,再加上鼓励民间图书馆的投入,而且深圳离香港近,很多地方都要和香港去比较。所以深圳地区的图书馆发展还是很快的。

在全国范围内,大型图书馆的建设是非常突出的,这几年出现了像广州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这样单体面积超10万平方米的图书馆,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少见的。虽然现在的理念并不是非要建大馆,要多在基层馆上投入,但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象征。

我们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让美国同行很羡慕,这几年美国关闭了一些图书馆,规模缩减、购书费缩减、人员缩减。

顾晓光:我看到过一位读者在微博上抱怨深图,大意是在南方某个图书馆借书都不要钱的,而跑到深圳后,要先交钱(押金)才能借书(100-300元不等)。您如何看待这位读者的吐槽?

吴晞:此事缘起于某些图书馆近期出台的“服务创新”:免收借书证押金。我多次表示对此不敢苟同。

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公共图书馆进入了全面免费的时代。免费服务在公共图书馆近乎“天条”,蔚成一时风气。恰如有的学者指出,这是本世纪中国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最为重大的进步和最为丰硕的成果。我本人和我所供职的深图就是其首倡者和积极推动者。

真理超越半步,往往就是谬误,就陷误区。孔子说“过犹不及”,也是这个意思。当今某些公共图书馆推行借书证免收押金,并自诩为“服务创新”,就超越了图书馆的底线。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底线,而图书馆的底线之一,就是其藏书。建设藏书,保护藏书,进而汇聚知识,传承文明,是图书馆最为重要的天职,是图书馆之所以成为图书馆的本质特征。图书馆的这种功用被卡尔?波普尔称为“世界三”,国人也有“诗书继世长”的优良文化传统。图书馆的任何行为,都不能以损害其藏书为代价。

当今某些公共图书馆实行的借书证免押金政策,恰恰是以“借书不还”为代价的。某个地方领导甚至明确表态,由此造成的图书馆书刊丢失损失全部由财政增拨款项买单。在他们眼中,这是一项“惠民”的好事,如同是在给市民开粥厂、派红包、发利是,图书馆书刊的损失可以用金钱来补偿,馆藏的文献也是可以作为福利赠送给市民的。这是图书馆办馆方针的错位,也是对文明遗产和知识传承的漠视和无知。

图书馆收取押金来确保藏书免受损失,不是唯一的方式,甚至也不是最佳的方式。在高校和其他一些有固定读者群的图书馆,就无需用钱来做抵押。在香港和许多西方国家的公共图书馆,都是不收取借书押金的,居民诚信本身就是担保。但是在公民信用制度远未建立的我国大多数地方,如果不是寻求建立可以取代押金的担保制度,而是不惜损失图书馆的文献收藏,去搞此类“服务创新”,则有悖于图书馆的宗旨。

在一些公共图书馆,尤其是基层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把多余的藏书廉价售给居民,甚至免费赠送,都是允许的,这也是西方社区图书馆常见的做法。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借书不还”,不能让那些品行有亏、需要教育惩戒的人享受这一“福利”,而让广大遵纪守法的公民蒙受由此带来的损失,如加大财政开支、损失公共文献收藏。就算是派红包、发利是,也要有个公平合理的发放途径和发放标准,不能混乱无序,更不能恶人先得。

我十分赞赏吴建中馆长的说法,公共图书馆发展是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最低纲领是实现社会公正包容的使命,确保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公平的服务;最高纲领是提供知识服务,为各界人士自由交流信息、共享人类知识提供一个信息化环境。这也是当前图书馆发展的两大目标、两大使命。我觉得,这两个纲领不是孰先孰后的关系,而是要并行不悖,齐头并进,图书馆方能健康发展。而图书馆藏书的齐备健全、保存完好,则是最基本的条件,尤其是实施知识信息服务这一“最高纲领”的前提和保障。

顾晓光:还有一个话题是杭州图书馆的“乞丐事件”,它成了少有的关于图书馆的社会话题。您怎么看?

吴晞:在杭图话题出现的第一时间,我就在《文化报》上发表文章高度赞许,并称“与有荣焉”。我们宣扬图书馆平等这么多年,连乞丐都不让进实在说不过去。读书人都是平等的,不论什么阶层。

现在有一种“民粹主义”的思潮,我们图书馆界也存在这种思潮。我对一位学者开玩笑说他就是在宣扬“民粹主义”,图书馆不是收容所。

我们公共图书馆现在忽略了“教化”的责任。我提这个,有学者就反对,他们就说你把读者分成三六九等。我在图书馆就要求读者不能穿拖鞋、背心。我们做事情要有个样子,读书就要有个读书的样子,图书馆也要为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和精神培养作点贡献,至少也要培养一些文明的习惯。

顾晓光:这也是尊重其他读者的做法。

吴晞:是这样。图书馆的教育职能还是不应该否定的。台湾地区的图书馆归“教育部”管理,这样它的教育职能就非常明确。它是教育的一部分,民众通过在图书馆读书来实现图书馆的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的职能。我们的图书馆归文化部门管理,它的教育职能就淡化了,属于文化活动的一部分。

顾晓光:有位深圳市民去深图,结果深图由于检修而没有开放,他在微博上表现出不满。您怎么看待公共图书馆365天开放?

吴晞:我不知道这位读者指的是哪件事,似乎深图从未因检修而关门,只是每逢周一例行闭馆。我很赞成复旦大学葛剑雄馆长的观点,不应强求图书馆365天开放,尤其是不必在法定节假日开门。

深图一直实行每周一例行闭馆的制度。很多时候有压力,来自领导,来自读者,也来自那些大力宣扬365天开放的某些图书馆。但每周有一天缓冲是十分必要的,馆员要轮休,设备要检修,就是组织全馆职工活动也要有个完整的时间。我们有200台自助图书馆全年24小时开放,同时我们协调全市各区图书馆,不要都是周一闭馆,时间错开,满足读者借阅需求应该不成问题。

节假日闭馆制度也是必要的,国外图书馆大多如此,但我们很难实行。这主要在于公共图书馆受文化局统辖,属于文化系统,而这个“文艺界”在节假日是最为忙碌的,主要演出和文艺活动都集中在这个期间,各个文艺团体和机关领导干部在节假日加班是常态。他们不认为同在文化系统的图书馆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公共图书馆理应为假日文化繁荣作出贡献。

顾晓光:现在深圳已经有200台自助图书馆,但对于这个设备的使用,您前面也提到在业内有不少争论,特别是在书社会(http://librarysalon.com)有个集中的讨论。

吴晞:它在深圳的使用情况不错,市民欢迎,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我也理解很多不同的观点,包括认为这是逆图书馆发展潮流的做法。但是从我前面提到的自助图书馆利用数据看,民众对它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这就是最好的理由。

顾晓光:还有一种说法是,自助图书馆只适合像深圳这样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吴晞:我同意,不主张盲目地宣传,更不要盲目上马。现在这样的宣传不是我们的本意,经济不发达地区使用它,不是什么好事情。还有,很多来深圳考察的其他地方文化局领导、图书馆馆长都对它的原理、网络结构不清楚,更不知道用什么平台来支撑、如何将资源通用起来、物流怎么管理,只是觉得这是个好东西,就拍板购买。如果图书馆没有充分调研就投入使用,我就非常害怕,怕他们花了钱却使用不佳。

虽然我不赞成盲目地推广,对于深圳来说,它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顾晓光:自助借还机是中国首创的,主要的应用也在中国,包括台湾地区也有。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很有意思,美国也开始使用这类设备,但与中国的情况相反,他们是没有钱盖实体新馆,用它来替代。

吴晞:把自助图书馆说成是图书借还机是贬低它了,它是一个图书馆,通过它,读者可以预借、OPAC查询、办证等,图书馆很多功能都可以实现。我们当时不知道费了多少苦心来设计。

顾晓光:新世纪以来,图书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一直是业内的焦点话题。对于图书馆来讲,无论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天下之公器”的地位受到了互联网资源的冲击,也受惠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您如何看待Google和Amazon这样的互联网“私器”在“开放、平等、免费”方面对于“公器”的挑战?

吴晞:“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是大文豪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名言,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急剧发展、各种矛盾突出爆发的写照。现在人们喜爱引用这番话,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与之颇有几分相似。

我觉得,今天的社会阅读、尤其是图书馆阅读,也是“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根源都在于以IT技术为代表的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并在阅读领域大量应用。其表现,一方面是新技术极大地扩大了阅读的领域,资源极大丰富,获取极大方便,检索、利用手段日新月异,给图书馆乃至整个社会带来深刻变化,这是我们的前辈图书馆人不曾遇有的大好形势和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给与阅读相关的出版界、书店和图书馆等机构带来危机。你所说的Google和Amazon带来的风波只是一个方面,这种新技术的冲击是全面的、总体的、带有根本性质的。由于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社会信息渠道日益多样化,读者对图书馆的依赖程度降低甚至流失,使图书馆有了消亡的危机。近来业界出现过许多悲观的论点,甚至提出为图书馆做“尸检”(尸体解剖)。恰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新技术是一把最好的和最坏的双刃剑。

如果说“尸检”之类的说法还有些危言耸听,还不那么迫在眉睫的话,一些十分迫切的问题,如纸本资源收藏与否、传统文献与数字文献的关系、比例问题,就很现实地摆在图书馆面前,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拿出解决的思路、方案。

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图书馆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并出现了一南一北两大大腕级的代表人物。一位是北京的国家科学图书馆张晓林馆长,他多年大力倡导“电子文献先行(e-first)”,“网络先行(i-first)”,有人说他恨不能将所有纸质文献请出图书馆。另一位是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程焕文馆长,他的宗旨是“保留一切有价值的纸片”,恪守纸质文献的核心地位。

那么,这两位大腕儿,我们到底应该听谁的呢?我历来主张两点:一是思想要激进,认识要超前;二是行动要保守,尤其是涉及采取到破坏现有资源和模式的措施,一定要缓行、慢行、三思而后行,或者说一慢二看三缓行。

我个人一直是图书馆现代化技术的鼓吹者,我所供职的深图也一直走在图书馆现代化技术的前列。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就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态度。例如选择数字阅读还是纸本阅读,在个人来说是各有所好、见仁见智的事,但对图书馆就不一样了,因为涉及图书馆的馆藏模式和服务方针这样的根本大计,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和正确对策。因此,我们采取的对策是:图书馆数字化的发展方向是明确的,但目前图书馆的纸本文献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这样讲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很现实的因素,或者说是非学理性因素:

1、社会纸质文献资源极为丰富,还没有被数字文献完全取代。图书馆有“传承文明”的社会责任,要为后人留下完整全面的文化遗产,因此不能舍弃纸本资源。

2、读者对纸质文献的需求很大,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我们不能忽略普通读者尤其是底层民众对传统文献的现实需求。

后者涉及图书馆的人文关怀,因此必须强调,不可漠视。

顾晓光:您曾经说过“让阅读回归图书馆学的主流领域,让图书馆学重新审视阅读在学科中的重要位置,是一代学人的责任,更是图书馆工作的迫切需要”,图书馆在阅读推广实践上有没有误区或者偏差?需不需要图书馆去进行阅读推广启蒙?

吴晞:在2009年中图学会换届大会上,我被推选为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我出任这个职位,纯属“赶鸭子上架”。前届主任是北大王余光教授,他是多年从事经典文献和经典阅读研究的专家,也是这个委员会的创办人。当时我是副主任,又和余光教授是老朋友、师兄弟,给他唱唱配角,敲敲边鼓,倒是满合适的。换届时,规定各位副理事长都不再担任各专业委员会主任,余光教授自然也不例外,于是我这个对此本无研究造诣的副主任就被“扶正”了。

改唱主角后,工作十分忙碌辛劳,要跑到全国各地参加会议,组织活动,但也确有收获,确有所悟。所悟者,主要有两点:一是阅读推广应是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工作的主流领域之一,多年来受到不应有的忽略,这就如同我初到公共图书馆界的感受一样;二是全社会和广大读者确实需要图书馆阅读推广,其重要性和社会效益不可小视。

先说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工作。图书馆界的权威文件,如《公共图书馆宣言》,《中国图书馆服务宣言》,IFLA的相关宣言、决议、文件等,都把推进社会阅读、建立学习型社会作为宗旨、圭臬。这种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涉及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和核心理念。这样重要的领域,我们的学科研究怎能是空白?

再从图书馆工作的角度看。有专家指出,“融合趋势”或是“综合发展趋势”(Development ofMetropolitan Libraries)是今后图书馆发展的主流。这点现在已经是共识,而且已经被实践所验证。什么是“综合趋势”或“融合趋势”?通俗地解释,就是今后的图书馆不可能再按照老模式运作,满足于每日借借还还,看摊守点,必须全方位、多方面地开展工作,必须要做那些不是传统图书馆工作的事情,做那些似乎是其他部门做的事情。我们既是图书馆,又是信息资源集散地(ICP),还是学校、展览馆、博物馆、音乐厅、文化讲坛、影视观摩厅、新书推介中心、学术交流场所、新技术体验中心,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丰富和拓展图书馆的服务内容,提升和强化图书馆的服务品质,增强和扩大图书馆的服务影响。这种“融合趋势”或是“综合发展趋势”,主要就是通过阅读推广工作来实现的。

应该说,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现在形势有了很大的好转,不仅全国各地以图书馆为主体的社会阅读活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理论研究也跟了上来,而且发展态势也不错。我领衔申报的有关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已经获批。今年(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立项的课题中,阅读推广的课题破天荒地占到9个之多,而在2011年只有1个,2012年只有3个。成绩很是喜人,前景十分看好。

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和广大读者也需要和欢迎图书馆的阅读推广。

全民阅读活动并不是图书馆一家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图书馆是社会阅读的主体,要承担起独有的社会责任,完成他人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为什么要这样讲?阅读虽然多种多样,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倡深入的、学习型的阅读,通过阅读全面系统地掌握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穷则丰富人生,达则改造社会。即使是大众型、消遣性阅读,也要提倡多读书、会读书、读好书,通过有计划、有系统地读书,创建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要进行深入系统的阅读,完整全面地掌握知识,图书馆是最好的场所,甚至是唯一的场所。只有图书馆,才具有完备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才能为读书人提供全面系统的文献服务;也只有在图书馆,才能领略到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全部的人类文化遗产,从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看这个世界。进入网络数字时代就更是如此,图书馆收藏的数据库集合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主要资源。

当前理论界有人反对“深阅读”和“浅阅读”,或“读好书”的说法,认为图书馆工作者应该保持中立的立场,不干涉读者的阅读自由。此说当然有道理,读书没有高下之分,图书馆不应该排斥消遣性阅读,或是所谓的浅阅读,要提倡开卷有益,保障大众的阅读权利。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在大众性阅读当中,图书馆同样也是最好的场所。这点和精英阅读、学习型阅读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即使是阅读《西游记》,也要读完全本,不能只看电视剧或《大话西游》;即使是读武侠小说,也要按照“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目录通读一遍,才算得上是初级的“金庸迷”、“武侠迷”。社会阅读中的诸多不良现象,我们也不能坐视其蔓延,如娱乐至死,不娱乐毋宁死,为应试教育读书,不唯功利不读书,等等。目前还没有任何社会机构在阅读这一功能上可以取代图书馆。

具体说来,我们的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要引导那些缺乏阅读意愿的人,感受阅读的魅力,享受阅读的乐趣;训练那些不善于阅读的人,包括少年儿童,使他们学会阅读;帮助那些阅读困难人群,包括残障人士,提供相关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服务,对所有的读者、所有的市民,包括高层次专业人士,提供阅读的便利。这样的阅读推广活动,自然会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欢迎。

顾晓光:如您之前所说,图书馆有教育的职能。

吴晞:我们的委员会,以前叫“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现在改为阅读推广委员会,这个更名是对的,但不能推卸指导阅读的责任。毕竟我们比一般民众多接触了一些书,多掌握了一些文献专业的知识,我们有责任将我们的所知所想和经验告诉他们。最近有书是否有好坏的争论,毕竟书还是有值得推荐和不值得推荐之分的,经过专家遴选推荐给大家一些好书,至于他读什么是他的选择。人的一生中能读的书有限,应该读些好书。就像吃饭一样,我们一生中吃饭的次数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如果再多吃些垃圾食品,就不好了。营养学家总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垃圾食品,什么是健康食品吧。

顾晓光:您参与创立的“公共图书馆研究院”已经成立近四年了,成立研究院的初衷是什么?这几年来的发展达到您的预期了吗?

吴晞:我多年来信奉和恪守“研究先行”的宗旨,凡大事、大决策均要有研究作基础。但在公共图书馆界,“研究”恰恰是其短板,经常遇事拍脑袋、跟风,或是领导说什么是什么。仅仅看图书馆自动化、数字化一事,就走了多少弯路,花费了多少冤枉钱,皆因缺少基本的研究。

当初创办“公共图书馆研究院”的起因就是想在公共图书馆界提倡研究之风,也向全社会宣传推介公共图书馆。研究院成立后,得到许多前辈长者和业界精英的大力支持。第二年我们起草了《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蓝皮书(2010)》,可以说是该年度关于公共图书馆研究的集大成者。

我曾经设想为“公共图书馆研究院”这样独立于政府的半民间研究机构找到一个长久发展的路子,但由于生病和卸任,原有的许多设想没有办法完成。现在有关的研究工作主要由我担任主编的《公共图书馆》杂志承担。

顾晓光: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任《大学图书馆学报》的副主编,现在也担任《公共图书馆》的主编和《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副主编,也担任多家刊物的编委。本专业的学术期刊对学术环境的影响达到您的预期吗?

吴晞:我在九十年代初期担任《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实际负责刊物的编务,同时还兼任《北京高校图书馆学刊》副主编。到深圳后,深图创办了《公共图书馆》杂志,我任主编,还兼任《中国图书馆学报》副主编和一些专业刊物的编委。不大管具体编务,但都会热心参与,各刊物开编委会我都会尽量参加。

对于专业研究,广而言之对于一切读写工作,我有发自内心的喜爱,乃至偏执。我在2010年出版的论著集《天下之公器》一书的序言里说:“我一直自认为是具备一些学者素质的。当然这不是指学问、才华、秉赋等,而是说我一直热衷于读和写,且不以为苦,乐此不疲。然而命运的安排却没有如我所愿,乃至一直没有做成专业的学者,至今还是‘玩票’的,只能‘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并假想此生如能专门以研究写作为业会有多么大的成就。” 现在我依然持这种想法。

我给自己定下“功课”,有几种专业刊物是每期都要看看的,好的刊物是可以看出编者的激情和眼光的。但是现在很多专业刊物令人失望,有的已经从我的“功课”中抹去了。最令人反感是收取版面费发表论文,这不仅是“曲学阿世”,简直就是出卖学术良心,兜售学术垃圾。我任主编的《公共图书馆》就明确宣布,永远不收取版面费,发表的文章全部都支付稿酬。

顾晓光:您在自我简介中说“欲为葛天氏之民,安可得欤!”,这句话挺吸引我。我能感受到您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更有对于自由、恬淡生活的向往。从内心来讲,对于这种理想生活,您更倾向于“出世”还是“入世”?

吴晞:若不是你这样问,我还确实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出世入世的问题。现在仔细想一想,真正让我奉为圭臬的还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哲学。

自小受家庭传统教育影响,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后来逐渐明白,自己不是什么“天命在身”的人物,也不曾遇有什么“大任”,不过是平凡的图书馆员,但也应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倘有机会还要多发些光。我年轻时,有个口号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现在不提了,但我一直是以拼命的精神工作和治学的。当然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近年来做了两次心脏手术,想拼命也不行了。从2010年做了第二次手术后就不再主持深图的工作,2012年正式卸任馆长,现在只担任深圳市图书情报学会理事长的虚职。

我也曾想过,如果当年老老实实留在北大做馆员加学者,或者在文化部做官员,是否会更好些,至少身体不会糟糕到如此地步。结论是不后悔,因为我是按照自己的人生哲学生活的,本应如此。

现在社会上盛行避世、养生的哲学,常常见到这样的文章流传,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却很难打动我。现在身体差了,不注意养生也不行,但不想以保养身体为唯一宗旨来打发今后的日子。看淡名利固然不错,但不等同于混日子,或以些许可怜的小事自娱自欺。如今光热已经所剩不多,就更要让生命燃烧好,活得有意义。退出行政职务,无官一身轻,却也一直没有闲着,除了按计划撰文著书,还要履行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职务外,今年还领下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又够我忙一阵。

古人讲“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审视自己,大概是更适合“立言”的,而且今后也只有“立言”一途,能否有成不可知,至少还有这样的追求。

顾晓光: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吴晞简介

1955年1月出生。深圳图书情报学会理事长,研究馆员。

198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历任北京大学馆员、副研究馆员、研究馆员,文化部图书馆司文献资源处处长。1998年至2012年任深圳图书馆馆长。现任深圳市图书情报学会理事长。

主要兼职:广东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公共图书馆》杂志主编,《中国图书馆学报》编委、副主编,公共图书馆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山大学兼职硕士导师,深圳市政协委员。

主要荣誉职务: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文化部优秀专家,深圳市政府专家,深圳市高层次人才,美国图书馆学会(ALA)和美国公共图书馆学会(PLA)荣誉会员。

主要业绩:

1998年任文化部项目“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ILAS-II)”课题组组长、项目第一负责人。该项目1999年荣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广东省文化厅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2年主持筹建“地方版联合采编协作网(CRLNet)”,任项目第一负责人。该项目于2005年荣获国内文化系统最高奖——文化部首届“中国文化创新奖”。

2001年承接国家级科研项目“数字图书馆体系结构与应用平台开发”,任项目第一负责人。该项目2006年通过文化部主持的鉴定,项目成果d-ILAS在深圳图书馆新馆成功应用。

2007年承接文化部科研项目“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任项目第一负责人。该项目于2009年10月获第三届“中国文化创新奖”,并被列入“国家文化创新工程”。

2008年被评为文化部优秀专家。

2009年获得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证书,美国图书馆学会(ALA)和美国公共图书馆学会(PLA)荣誉会员。

201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010年“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体系建设与服务推广”项目获文化部第十五届“群星奖”,为项目第一负责人。

2013年承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公共图书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与建设学习型社会研究”,任项目第一负责人。

对图书馆学诸多领域有较深造诣和深入研究,正式出版专著15部、译著2部,发表论文100余篇。

曾获“文献资料智能排架分捡运送装置”、“图书馆自助终端”等五项国家专利,均为第一发明人。

(选自《数字图书馆论坛》2013年第12期。作者顾晓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数字图书馆论坛》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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