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在兹》第四章:图林清话

2014/5/11   点击数:2008

[作者] 吴晞

[单位] 深圳图书馆

[摘要] “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在深圳问世以来,仅仅数年,俨然已成气候,现深圳全市的自助图书馆已经发展到200台,各地引进安装自助图书馆也正在形成一个小小的热潮。同仁们当年为了这一发明创新而到处奔走呼号、寻求支持的情景犹在眼前,而这一页却已经被历史轻轻翻过。

[关键词]  斯文在兹 第四章 图林清话 吴晞 海天出版社



(一)自助图书馆·匏瓜·拉菲酒

“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在深圳问世以来,仅仅数年,俨然已成气候,现深圳全市的自助图书馆已经发展到200台,各地引进安装自助图书馆也正在形成一个小小的热潮。同仁们当年为了这一发明创新而到处奔走呼号、寻求支持的情景犹在眼前,而这一页却已经被历史轻轻翻过。

一个好货色,尤其是作为新生事物的好货色,遇到冷遇时理应炒热它,而当其急剧发热时就需要降降温,并要理性地看待它。现在确实有些地方存在“一哄而上”现象。这使我们联想起当年为了实现“数字图书馆”而大批量扫描馆藏图书的陈年旧事。自助图书馆的确需要“冷观”,否则一台好戏会演砸,一本好经会念歪。

究其“一哄而上”现象的原委,恐怕还是一些地方的领导和图书馆没有真正搞清楚自助图书馆的初衷、原理和作用,以及使用这一设备后可能带来的问题,就盲目上马。在许多领导眼里,引进自助图书馆就像是买台洗衣机,回去接上水电就可以用了。他们所需要的只不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点缀”而已。想起当年孔子也曾被人视为点缀和摆设,老人家为此还愤愤不平地抱怨:“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这里说的“匏瓜”是一种苦味的葫芦,挂起来好看,却不中吃,所以孔夫子要急扯白脸地口出怨言:难道我中看不中用吗?难道我只能给各级领导做点缀吗?

然而,“一哄而上”固然不好,但并不等于说自助图书馆本身就不好;把孔二先生当“匏瓜”来用是不对的,可恁老人家还是确有真才实学的。我担心的是,如果将各地在建设自助图书馆中出现的问题算在自助图书馆自身的帐上,或者把本不属于自助图书馆的所谓“缺陷”强加于它,就会造成曲解和工作上的失误。毕竟,自助图书馆的初衷在于利用一切先进技术手段最大程度地为公众服务,其问世是国内图书馆行业的一个发明创新,而建设发展自助图书馆也是文化惠民的好事情。

一个较为多见的说法是用自助图书馆取代社区图书馆是不合理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一定要将两者对立起来。我们这些自助图书馆的首创者就从来不曾考虑要用自助图书馆来取代社区图书馆。在自助图书馆建设走在最前列的深圳,“图书馆之城”建设同样如火如荼,是国内基层图书馆的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城市之一。自助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不能因为社区图书馆好就认定自助图书馆不好,反之也是一样。这就如同银行门市和ATM机不能互相取代一样,顾客自会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服务。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建设自助图书馆不符合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实际上,自助图书馆既是各种高科技手段也包括数字图书馆技术的集合体,又是完成传统图书馆服务的工具。毫无疑问,图书馆必将要走向数字化,但无法忽视的是,目前的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最主要的服务内容之一还是传统的“借借还还”。作为图书馆人,总不能无视读者尤其是底层普通民众的真实需求,更不能以数字化为借口把他们拒之门外吧。自助图书馆所要做的就是用高科技手段提升传统服务水平,也是在引领普通民众迈进信息化世界,走向现代化。

对自助图书馆最大的曲解,恐怕就是说它的价格昂贵,脱离了现有的国情,甚至斥为“烧钱”之举。这种说法貌似合理,实际上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图书馆本身就是要花钱的(或者说是“烧钱”也无妨),各级财政加大对图书馆的投入是再正当不过的事情。对于一些具备相应经济实力的城市来说,发展建设自助图书馆实际上是一种节约型的图书馆建设模式。仅就资金而言,要建设任何一种类型的图书馆,都需要一个场所,也就是房子,无论是建、是买、是租,其费用都要远远高于自助图书馆,何况还要有家具、设备、水电、网络等多种开支。至于维护开馆的费用,由于自助图书馆无人值守,不需人员编制,物流外包,其开支也是更低的。其它的如土地,每台自助服务机占地大约6平米,实际需要10平米左右,所占用的土地资源远远低于任何类型的图书馆,且多为边角闲置之处,无需规划审批。对于寸土寸金的大城市来说,这种节约比资金还要重要。

当然,建设自助图书馆毕竟是需要一大笔款项的,这笔开支对相当多的地区来说还是负担过重了,“节约型”只是针对具有相当经济实力地区的图书馆发展而言的。曾有一位西部地区的主管领导在询问自助图书馆价格后对我说:我们那里的图书馆全年经费也不够买一台自助机。我的回答是:这说明你们目前还与自助图书馆无缘。这正是本文重点强调的,不要一哄而起,不要将自助图书馆当作点缀的匏瓜。

我的朋友李超平教授曾用拉菲酒来比喻自助图书馆,窃以为确有相通之处。其实,只要酒不是假货,买酒的钱不是“三公”消费,享受一番拉菲酒的美味没有什么不好,毕竟拉菲酒是个美好的东西,喝拉菲酒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倘若你喝不起拉菲,没关系,这说明你和我一样,尚不属于“先富起来”的族群,我们再努力就是了,面包会有的,美酒也会有的。与此同时,也别忘了对喝拉菲酒的朋友道一声:Enjoy your life!

( 2011年12月,载于《图书馆报》2011年12月23日/A02版)

(二)且唱新翻杨柳枝

数字阅读的倩影,早已翩然而至,但我们的社会、公众和业界似乎还不曾为此做好准备。

2012年年11月在东莞召开的“2012中国图书馆年会”,可谓盛况空前,其中的重头戏是王蒙先生在闭幕式上所做的题为《现代性文化与阅读》的演讲。笔者躬逢其盛,当场受教。王蒙先生这篇演讲的结论性意见是:“读书是不能替代的,不能用上网替代,不能用看VCD替代,不能看DVD替代,不能用敲键替代,甚至也不能用手机和电子书来替代。……正是最普通的纸质的书,它表达了思想,表达了思想的魅力,表达了思想的安宁,表达了思想的专注,表达了思想的一贯。因此图书馆是一个产生思想的地方,是一个交流思想的地方,是一个深化思想的地方。” [1]

同样的意思,才华横溢的易中天先生表达得更为妙趣横生。当谈到数字媒体是否会代替传统出版物的时候,易先生激动地说:“完全替代是不可能的。那种用手触摸精装书籍的美好触感,电子阅读永远无法代替。经典作品还是要靠纸质媒介呈现,就像满汉全席,能用塑料盘子装吗?” [2]

尽管亦庄亦谐,譬喻新颖,不过我依旧觉得两位大师的论调似曾相识。在我幼时,家中有位学养深厚的长辈,对当时出版的书刊深恶痛绝,在他眼里中,中文用简体字从左至右横排出版,乃岂有此理之事,简直就是亵渎文化。还有一位长辈的长辈,从不读西式装祯的书籍,只看线装书。他们的观念实际上与上述两位大师是相通的,无非是只有繁体竖排本或是旧式线装书,才能“表达思想”,才有资格装“满汉全席”。

再往远了说,早在东汉年间,其时恰逢纸张初兴,有个叫崔瑗的官员送给朋友《许子》一书,因为是用纸抄写的,而不是用当时上层社会使用的缣帛(素),就写信致歉。《全汉文》记载了这封信的全文:“今遣奉书,钱千为资。并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 [3] 崔瑗写此信时应在蔡伦造纸成功之后的二三十年,当时社会主流还看不上纸张这个“新媒体”,大概崔瑗本人也对这个“塑料盘子”感到不好意思,以至要为“贫不及素,但以纸耳”道歉。当时的士大夫没有料到的是,因为“简重而帛贵”,就在其后不久,至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就成为社会通行的主要书写材料了。

个中的道理,还是程焕文教授讲得生动明白:“阅读不过是一个行为,坐着读、站着读、走着读、躺着读、读书、读网、白天读、夜晚读、精读、泛读、系统地读、碎片地读、读经典、读网文,无论怎么读,无论读什么,不过是形式或者方法不同而已,没有本质的差别,在知识的学习与获取上都是一样的。” [4] 问题的实质正是如此。借用易中天先生的比喻,关键在于吃的是满汉全席还是垃圾食品,至于用什么样的器皿,则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技术的进步而与时俱进、常变常新的:可以是缣帛,也可以是纸张;可以是线装书,也可以是精装书、平装书;可以繁体竖版,也可以简体横排。而在当前,数字阅读成为时代潮流,则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程焕文教授只是说对了一半,还有必要做一补正。对于普通读者和一般阅读来说,传统阅读和数字阅读确实如程教授所说是“都是一样的”,只要读的是好书或有用的知识信息,喜好或习惯用什么方式,均无可厚非。但是,对于治学之人,推而广之到一切利用文献为学的读书人,则一定要学会利用数字文献,其中主要是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数字资源。作为一名现代学者,这是必不可少的学术功力。

笔者曾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述这样的观点:我们之所以坚信当今已经进入数字阅读的时代,数字阅读会取代传统阅读成为社会阅读的主体(不是全部),最为重要的依据,就是今天的图书馆已经初步建立起系统完备的数字资源体系。[5]与支离破碎的网络信息不同,图书馆收藏和提供各种的数据库,如同图书馆的藏书一样,是经过精挑细选和专业化整理揭示的,因此是最重要、最全面、最实用、最具价值的信息资源,是最为优质的数字资源集合,而且大多是全面开放、免费提供使用的。在目前社会上,还没有其它社会机构拥有这样完备的数字资源,这样系统的数字阅读保障,这样全面无偿的服务。图书馆之所以能够如王蒙先生所说,是产生思想、交流思想、深化思想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有传统的纸质藏书,当今还要有赖于这些足不出户即可坐拥天下资源的数据库集合。

很难想象当今社会的治学者能够脱离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来搞科研、做学问,就是追求全面系统阅读的普通读书人,也不应忽略这一高效便捷、人皆可用的途径。不管阅读习惯如何,都没有理由说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不能“表达思想”,都不能否认这些数据库集合是无比丰盛的“满汉全席”,更不可无视或拒绝利用这些全体公民都有权利享用的公共资源。

早年笔者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师从一位中文系的老师学习古汉语,后来毕业留校在图书馆工作,这位老师就经常找我协助他查找文献。记得他研究文言中一个助动词的用法,要逐一查阅所有先秦文献,做成卡片,归纳比对。如遇有本校图书馆没有收藏的,还要到其它图书馆去查。这样前后花了有一年多的工夫,才写成了一篇万把字的论文发表。我很是敬佩这位老师为学的严谨,也由此看到了文献查检的艰辛。其实当时的学者大都是要下这种“笨”功夫的,许多教授家中都堆满卡片、文摘和剪报。我们所学习的“专业技能”,也是如何通过各种书目和工具书查检线索,进而掌握文献。后来,图书馆各类数据库逐渐完善,我发现,只要花上不太长的时间,就可以完成那位老师的一年之功,而且还会更全更好,更少差误。因而想到,不知道这位可敬的古汉语老师,以及王蒙先生、易中天先生,现在是按照老谱逐页翻检文献过日子,还是已经跻身数字浪潮之中了呢?图书馆数字资源对于他们来说,显然不是像“躺着读”还是“坐着读”那样无关紧要,而应该成为读书治学的基本资源和首要手段。

这些道理并不深奥,也不生僻,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就在那里”,自始至终全面无偿提供社会使用。但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公众却对此知之甚少,却误解甚多,就连王蒙先生、易中天先生这样深孚众望的精英翘楚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曲解呢?我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图书馆缺乏积极有效的宣传推广,没能让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知晓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宝藏,进而利用它们、喜爱它们、习惯它们、依赖它们。现在国内数字资源丰富的图书馆为数不少,即使数据库不够齐备,使用者另有需求,也大都可以通过各种图书馆协作关系和资源共享平台,利用各大图书馆的数据库。现在图书馆数据库的使用率还是普遍偏低,熟练掌握使用的人更是少而又少,不免令人扼腕。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传世名句。然而,若要有人听,先要有人唱,若要社会接受,先要鼓吹宣传。因此,有必要在业界疾呼:《杨柳枝》,唱起来!

注释

﹝1﹞ http://www.sun0769.com/subject/2012/2012tsgnh/

﹝2﹞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6-05/3091141.shtml

﹝3﹞ 崔瑗. 与葛元甫书. 《全后汉文》卷45,亦见《北堂书钞》卷104,《艺文类聚》卷31

﹝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2e0kw.html

﹝5﹞ 吴晞. 数字阅读·纸本阅读·图书馆阅读. 载:褚树青主编,城市图书馆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 2013年初,载《图书馆》杂志2013年3期 )

(三)天条、天职及其误读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公共图书馆进入了全面免费的时代。学界的鼓噪呼吁,几家城市图书馆的大胆尝试,很快就嬗变为业界的共识和政府的方针。现在,免费服务在公共图书馆庶几近之“天条”,蔚成一时风气。恰如有的学者指出,这是本世纪中国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最为重大的进步和最为丰硕的成果。

真理超越半步,往往就是谬误,就陷误区。孔子说“过犹不及”,也是这个意思。当今某些地方公共图书馆推行借书证免收押金,并自诩为“服务创新”,就是一例。

这种“创新”超越了图书馆的底线。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底线,而图书馆界的底线之一,就是图书馆的藏书。建设藏书,保护藏书,进而汇聚知识,传承文明,是图书馆最为重要的天职,是图书馆之所以成为图书馆的本质特征。图书馆的这种功用被卡尔·波普尔称为“世界三”,国人也有“诗书继世长”的优良文化传统。图书馆的任何行为,都不能以损害其藏书为代价。

而当今某些公共图书馆实行的借书证免押金政策,恰是以“借书不还”为代价的。某些地方领导甚至明确表态,由此造成的图书馆书刊丢失损失全部由财政增拨款项买单。在他们眼中,这是一项“惠民”的好事,如同是在给市民开粥厂、发红包、派利是,图书馆书刊的损失可以用金钱来补偿,馆藏的文献也是可以作为福利赠送给市民的。这是图书馆办馆方针的错位,也是对文明遗产和知识传承的漠视和无知。

图书馆收取押金来确保藏书免受损失,绝不是唯一的方式,甚至也不是最佳的方式。在高校和其它一些有固定读者群的图书馆,就无需用钱来做抵押。在香港和许多西方国家的公共图书馆,都是不收取借书押金的,居民诚信本身就是担保。在公民信用制度远未建立的我国大多数地方,如果不是寻求建立可以取代押金的担保制度,而是不惜损失图书馆的文献收藏,去搞此类“服务创新”,则于图书馆之宗旨悖之远矣。

图书馆藏书是属于全社会的宝贵文献收藏,但也要以“用”为前提,绝非要束之高阁,也不完全是神圣不可触犯。在一些公共图书馆,尤其是基层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把多余的藏书廉价售给居民,甚至免费赠送,都是允许的,这也是西方社区图书馆常见的做法。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借书不还”,不能让那些品行有亏、需要教育惩戒的人享受这一“福利”,而让广大遵纪守法的公民蒙受由此带来的损失,如加大财政开支、损失公共文献收藏。就算是派红包、发利是,也要有个公平合理的发放途径和发放标准,不能混乱无序,更不能恶人先得。

笔者十分赞赏某位图书馆专家的说法,图书馆发展是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最低纲领是实现社会公正包容的使命,确保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公平的服务;最高纲领是提供知识服务,为各界人士自由交流信息、共享人类知识提供一个信息化环境。这也是当前图书馆发展的两大目标、两大使命。我以为,这两个纲领不是孰先孰后的关系,而是要并行不悖,齐头并进,图书馆方能健康发展。而图书馆藏书的齐备健全、保存完好,则是最基本的条件,尤其是实施知识信息服务这一“最高纲领”的前提和保障。

当前公共图书馆基本做到了开放、平等、免费的服务,尽管还远称不上完善,但已经为实现图书馆发展的“最低纲领”迈出了一大步;而在信息提供、知识服务上却乏善可陈,距离“最高纲领”还遥遥不可期。因此,要不墨守,也不逾矩,既要勇于创新,也要恪守底线,方能厚积薄发,更上一层楼。我想,只要是把这两大使命都纳入发展方针的各级领导和图书馆管理者,是不会盲目采纳借书证免押金这样的“创新”的。

( 2013年5月,载《图书馆报》 2013年05月10日 A02版)

(四)三个故事 一条宗旨

—— 阅读自由漫谈

一、奥巴马的故事

2005年6月,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奥巴马,后来的美国总统,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上,发布了以“隐私与自由”为主题的著名演讲。

奥巴马在演讲中指出,每当科学和真理不断遭到政治议程、意识形态和伪科学的挑战时,“总是图书馆在提醒我们,真理并非就是最响亮的声音,而应该是最正确的信息。”他倾情呼吁:“让我们的图书馆永远都是知识的殿堂。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阅读,随心所欲地思考。”

以一位杰出政治家的眼光和雄辩,奥巴马充满感情色彩地说道:

多年来,是图书馆管理员们一直奋战在争取隐私与自由的前线。……当政治机构审查优秀文学著作时,是你们将《哈克·费恩历险记》和《麦田里的守望者》重新放回书架,保障了我们自由思考和接受外界信息的权利。每次我们不得不担忧,我们的政府是不是也会在图书馆里掠过我们的肩头窥视着我们,这时,依旧是你们勇敢地站出来,呼吁保护个人隐私。你们是美国这一最根本自由权利的全职捍卫者,仅凭这一点,你们就应受到全国人民最深切地感激。[1]

这篇演讲广受赞誉,被誉为奥巴马在通往白宫之路上最终赢得大选的20篇最为重要的演讲之一。不得不承认,对于公民权利、阅读自由和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等,奥巴马讲得既到位、又精彩。尤其是将图书馆员誉为“这一最根本自由权利的全职捍卫者”之语,精辟道出了图书馆的职业价值。

二、程焕文的故事

时隔八年,中国出了个“竹帛斋主”程焕文,又高调将阅读自由的论题抛了出来。

2013年3月,程焕文在他的“竹帛斋主博客”中接连发了《人有好恶,书无好坏》和《勿左勿右,客观中立》两篇博文,祭出了图书馆信息自由的大旗,明确提出:“图书馆在藏书建设上必须保持客观中立,不受任何思想意识和社会势力的干扰和影响,不越俎代庖地替任何意识形态、团体和个人判断藏书的优劣好坏或者收藏与剔除。这是纯粹的图书馆精神,这种精神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的各种压力,但是作为图书馆人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予以坚持和抗争。”这一论点和当年奥巴马参议员如出一辙,所见略同。

然而竹帛斋主却没有奥巴马的幸运,由此文而踏上“通往XX之路”,而是遭遇到一片质疑之声,引发了大量争论,并且这些声音大多来自图书馆业界。竹帛斋主没有因此而示弱,依然“顽固”坚持其立场:“凡是认为书有好坏的,不是左就是右,都对图书馆有害。图书馆在藏书建设和服务上必须持有的是客观中立。你的观点貌似正确,其实就是审查制度赖以生存的粪土,如果你哪一天做了很大的官,特别是管新闻出版的官,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藏书自由、阅读自由就都会被你消灭了。” [2]迄今为止,图书馆界对于程焕文论点的争执仍未停息。

笔者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支持竹帛斋主的论点,并很欣喜能够从图书馆的角度讨论阅读自由的问题。

三、《金瓶梅》的故事

早在奥巴马和程焕文抛出上述高论之前,我就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声明:坚决不看删节版的《金瓶梅》。

这一说法曾引来不少讪笑,谓我专好那些被删节的篇章。一位仁兄还赠送我一本小册子,刊载的是《金瓶梅》中被删节部分,曰只读此书即可,令人忍俊不禁。

我的本意是,我是个成年人,又自诩为高层次读者,凭什么要由别人来决定我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而且一定要接受“少儿不宜”的标准?简直岂有此理。

后来我结识了策划出版“洁本”《金瓶梅》的专家,一位令人尊重的老先生。他多年研究《金瓶梅》,认为此书是不可多得的伟大文学作品,其水平不在《红楼梦》之下,但却背上了“淫书”之名,难以面世。为此,他们几经周折,上下奔走,终获批准出版删节版,让天下读者得以一窥其概貌。得知其原委,我深为其拳拳之心而感慨,却依然无法苟同其论点,依然不愿由他人代替我做出阅读的抉择,尽管这个“他人”是一位充满爱心、学养深厚的长者。

由此想到那些热心于区分“好书”与“坏书”的图书馆员们。我们虽然也是一片“好心”,但学识较这位老先生还差得远,却在干着连一流专家学者都无法做好的事情,正所谓“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四、阅读自由是宗旨

三个故事带给我们一个结论:阅读自由是图书馆乃至整个现代社会文明的宗旨圭臬。

笔者之所以赞赏奥巴马的精神,支持程焕文的论点,并且坚决不看“洁本”《金瓶梅》,正是基于这一宗旨。其理由,除却竹帛斋主和各位方家已经提到的,尚可续貂者有三:

其一,阅读自由,以及与其相关的藏书自由、信息自由,是图书馆根本的职业价值观。恰如《公共图书馆宣言》开宗明义所说:自由、繁荣以及社会与个人的发展是人类根本价值的体现。实际上,这个论题已经超越了图书馆学、图书馆界的范畴,涉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公民权利等重大问题。图书馆员作为阅读自由的“全职捍卫者”(奥巴马语),有必要尽全力为此“坚持和抗争”(程焕文语)。

其二,正因为阅读自由是大道理,是“上位类”,所以其它一切小道理,都要服从阅读自由这个宗旨。那些对程焕文论点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大多并不反对藏书自由、阅读自由和信息自由,而是从专业角度和图书馆工作的角度出发,对不加选择地收藏文献提出质疑。毫无疑问,没有哪家图书馆能够尽收天下文献,总要有所选择、有所扬弃,因此才有了藏书建设、文献资源建设、信息资源建设的专业领域,有了相关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这些图书馆业务层面的事情,与阅读自由的图书馆精神、图书馆价值观并不相悖,而是不同层面的论题。一个合格的图书馆员,应该既是阅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又是精通图书馆藏书建设方法技术的业务人员。其它图书馆业务工作,诸如阅读推广、经典推介、新书宣传等,亦作如是观。

其三,阅读自由问题与其它诸多事关公平正义的问题一样,在现阶段全社会范围本是很难企及的目标,但在图书馆却是可以率先实现的。阅读自由,知难行更难,在图书馆却是可行的,可望而又可及的。若干年前,国内公共图书馆倡行开放、平等、免费,落实公民的公民权、平等权、文化权和信息权,并使之终成业界共识和政府方针,就是在其它领域难以实现的。需知,我们所说的图书馆阅读自由,实际上是打了折扣的,因为出版物在出版环节就业已经过了严格的审查过滤。若是我们再去区分什么好书坏书,岂非又在层层加码,为阅读自由设置更多的障碍?至少在图书馆,阅读是自由的,这点我们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

注释

﹝1﹞ 奥利弗著,刘琳红译. 通向白宫之路:奥巴马赢得大选的20场演讲. 中国青年出版社 . 2009年

﹝2﹞ 竹帛斋主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32601503

( 2013年5月写于迈阿密四方园,载《图书馆建设》2013年9期。)

(五)我有一个职业梦

我有一个职业梦:让普天下所有的人都有书读,让普天下所有的人都爱上读书。

当今我们进入了一个阅读的时代。在今天的世界上,有各种国际组织在倡导阅读,各国和各地的政府在推动阅读,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在呼吁阅读,通过全民阅读建立学习型社会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追求。新技术为我们带来了时代的进步,随着各种新技术在阅读领域的广泛应用,使阅读的概念越来越宽泛,阅读的内涵和外延日益在扩大。现在,可以说阅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给图书馆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与此同时,当下社会阅读中的各种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危机也越来越迫近。我曾经借用英国大文豪、大作家狄更斯的名言来形容当下的阅读: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此议涉及国民素质、文化传统、社会风气、新技术应用等诸多领域,这里且不说它,仅就读书本身来说,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极为矛盾的社会现象:读书人总是要阅读,而不读书的人总是不阅读;读书人的阅读热情在不断高涨,而不读书的人数也在持续增加。

如何解决这一社会性难题? 我们可以当仁不让地说:要靠图书馆阅读推广。

阅读推广是图书馆的传统工作,也是一项崭新的时代课题。如果说过去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是一个附加的业务,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可以多做也可以少做,那么现在就是图书馆的主业,成为图书馆服务的重头戏。阅读推广这场戏,不可不演,不可少演,更不可演砸了。我们要通过阅读推广工作,把阅读推向千家万户,把服务送给每个公民。

通过阅读推广,我们要引导那些不爱读书、没有阅读愿望的人们,让他们走进书籍的殿堂,感受读书的魅力,享受阅读的乐趣,从而加入读书人的行列;要帮助那些阅读有困难的人们,包括少年儿童和阅读障碍者,引领他们顺利走上读书的康庄大道;同时也要向那些原本就热爱读书、热心读书的人们送去指引和服务,使他们多读书、会读书、读好书。这就是我们阅读推广人的要做的工作,要实现的目标。

在我的职业梦想中,让所有的人都有书读,是保障公民的权利;让所有的人都爱上读书,是实现学习型社会的美好愿景。犹如中国之古训:今日多一读书之士,他年多一报国之人。这个梦,就是我们阅读推广之梦,就是我们图书馆人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

( 2013年11月7日,在“2013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阅读推广主题论坛”上的开幕词)

(六)小小桔灯照书香

半个多世纪之前,一个寒冷漆黑的夜晚,女作家冰心眼含泪水,手擎着那位顽强小姑娘制作的小小桔灯,借助这自强不息的微弱光芒,划破黑夜,走过严冬。若干年后,她写出了影响了几代读者的散文名作《小桔灯》。

2007年4月,这盏小小桔灯又在深圳沙头角重新点燃,至今已经历经五年,这就是沙头角图书馆制订并实施的《“小桔灯”阅读推广计划》。五年来,“小桔灯”以阅读为媒,为数以千计的少年儿童点燃生命之火,赋予智慧之光,给他们的童年增光添彩。同时,“小桔灯”也闪烁着图书人的职业精神,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恪尽职守,服务社会,以微弱却顽强恒久的闪闪火焰,为孩子们未来的人生送上点点光明。

图书馆是读书的场所,图书馆员的职业就是为天下读书人服务,广聚文献,传承文明,推广读书,倡导阅读。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我们的责任就更加重大,所谓“春播一粒籽,秋收万盅粟”,今天播洒下读书种子,日后就会盛开文明之花,此乃裨益世道人心、泽及子孙后代的大功德。

回想我的孩提时代,和千千万万同龄人一样,是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饥饿中度过的。当时我的一大快乐,就是用吃早餐的钱去一个半地下的书摊租书来看,以肚皮的饥饿为代价来填补精神的饥饿。说起来我还算是幸运的,当时并不是每个同龄的孩子都能有机会到书摊租书读。“文革”开始后,这个小小的快乐也告终结了。后来我虽然受了高等教育,也曾竭尽所能地努力弥补早年失学失读带来的种种缺憾,但仍不过是亡羊补牢、聊胜于无而已。以至于每当我倍感愚钝,为无法突破的上限而苦恼之时,总要归咎于早期教育的缺失和时代的局限。

现在,作为图书馆从业者,我的一个职业理想,就是要让天下读书人都有书可读,无论是城或乡,富或贫,贵或贱。尤其是孩子们,再不让他们为没有书读而苦恼,也不会像我当年那样因早期教育缺失而带来终身的遗憾。盼能以此拳拳之心,追随古代圣贤的情怀,虽然茅屋已为秋风所破,但仍然寄希望于广厦千万间。

所幸的是,我的这个追求现在已是图书馆行业的职业共识,也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既定政策和有力措施。《“小桔灯”阅读推广计划》的成功实施,就是沙头角图书馆的同仁们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多年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全国图书馆阅读推广、尤其是少年儿童读书活动的一个成功范例。

由衷期冀当年冰心女士手中的这盏小小桔灯,作为读书的火炬,继续在沙头角图书馆燃放,并能够推而广之,为普天下读书的孩子们送上一片光明。

( 2012年10月 )

(七) “十批”是否好文章

知晓及阅读郭沫若的名著《十批判书》,是缘于“文革”后期流传的“最高”的那句名言:“十批”不是好文章。我一直不大相信此句出自的那首律诗真的是“最高”的手笔,因为此诗直白浅陋,且不合韵律平仄,不类作者其它有旧学功底的诗词。但诗中表达的批贬孔子、肯定秦始皇等思想,则毫无疑问是当时的“主旋律”。

在这种形势下能读到《十批判书》,恰如古人所言“雪夜闭门读禁书”,颇有快哉之感。作者大气磅礴,才气逼人,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在笔下纵横驰骋,指点评说,收放自如。当时我只有十几岁年纪,“文革”失学,本不知学问为何物,甚至不清楚先秦、春秋、战国的历史概念,但却从中懵懵懂懂地感受到了史学、史家的无穷魅力。由此,我又陆续读了《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郭沫若的史论著作。我曾幻想,有朝一日能够有这样的学问,写出这样的文章。回想起来有点儿“自恋”的是,早在思想解放之前多年,我就率先冲出了“两个凡是”樊篱,认定:“十批”,乃是好文章!

《十批判书》于我,如同初恋令人难忘,尽管时过境迁已渐渐淡忘了书中的内容,尽管日后又读过许多名家名著,但当年该书给我带来的吸引、震撼、折服之感,却每每不能忘怀。后来我逐渐知道,郭沫若其人其文有着诸多不光彩的一面,如吹捧“最高”: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吹捧斯大林:永恒的太阳,亲爱的钢!着实令人无法恭维。但我依然认为,郭沫若的史学论著,至少早期出版的史学著作,其学术价值还是无法抹煞的。

大约在九十年代,我偶然读到海外学者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大为吃惊,原来一代名著的《十批判书》竟是剽窃抄袭之作!初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读后却不得不信服余氏经过严谨互校后得出的结论:《十批判书》对《先秦诸子系年》的抄袭,“不仅是资料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据余氏自述,此文原题《郭沫若抄袭钱穆先生著作考》,1954年发表于香港,1991年改为此名重新发表。修改稿删改了一些轻佻、刻薄的语句,归于平实,为的是要表明:“我这篇文字有没有学术价值是另一回事,但绝不是政治宣传。”读毕信然。这样一来,我的感觉好像是又重新回到“两个凡是”的樊笼之中了:“十批”,确实不是好文章!

令余氏不解的是,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前者本可以坦坦荡荡地引用后者,而不是攘窃。余氏对此的看法是,郭氏是一个完全没有学术诚实的人,因此可以对他的一切学术著作持怀疑态度。我却以为不尽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际,在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看来,钱穆是个食古不化的旧式史家和前朝遗老。翻检《十批判书》,章太炎,梁启超,冯友兰,甚至胡适,都曾被作者赞扬、引证或驳斥,这些人虽分属不同政治阵营,但均属作者认可的“新派”学者。唯独“主流”之外的钱穆,不屑与之为伍,因而虽引用其大量成果,却只字也不能提,以免“跌份儿”。确信我的推论更接近他当时的想法。

一代名著,一桩公案,都令我们值得读一读《十批判书》。同时,诸君如果阅读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有难度的话,不妨看看余英时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前者现行的版本很多,在郭沫若的全集、选集中也多有收录;后者在大陆出版物中刊载的不多,我手边的是余英时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上文中的引述亦出于此。

读读这些书,为的不是孰是孰非,而是因为读书的乐趣就在于此。

(2008年初,载《深图通讯》2008年3期)

(八)深浅阅读谈

我不认为阅读的“深”与“浅”与文献的载体有什么直接联系。从历史上看,人类使用过几乎一切可以用于记载图文的介质,如竹、木、绢、石、草、叶、泥、青铜、陶瓷、兽皮等,直到后来才普遍使用纸张。在这些演变的过程中,人类的文明不断发展繁荣,曾谱写过光辉的篇章。而后来之所以选择纸作为文献载体,原因在于其廉价易得,不是因为使用它就会有多么“深”。

在我幼年的时候,我祖父辈的一些老人很看不惯简体横排的书刊,因此断言我们这一代为此将变得没文化,“数典而忘其祖” 。时至今天,尽管我不够争气,无法光耀门庭,但我们这一代人整体上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比上辈更加没有知识和文化,文明依然以新的形式得到传承,还是可以面对祖宗的。现在每当我听到一些人对年轻人偏爱电子阅读而横加指责时,就会想起幼时的这些杞忧。我相信,即使有一天纸质文献真的消亡,电子文档独步天下,天也塌不下来。

但是,当今社会上肤浅、浮躁的阅读之风是确实存在的,这确实令人担忧。匡正学风,引导阅读,也是图书馆人的社会责任。

什么是阅读的“深”与“浅”?这个问题恐怕十个人会有二十个答案,不仅因人而异,而且每个人看法也因时因地会有变化。我们且撇开个性化的或囿于某个学科的阅读观,从图书馆或文献集合的角度,可以这样看:全面、系统、整体地掌握文献,就是深入阅读。这里姑且不够严谨地将之称为“文献意义上的深入阅读”吧。

稍具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无论从事任何形式的系统学习或专门研究,其前提就是要充分掌握文献,亦即常言所说的“站在巨人肩膀上”,概莫能外。人们至今还在传颂著名史学大家陈垣先生的故事。当年老先生为研究《四库全书》,数年在“蛰伏”故宫文渊阁,逐篇逐页地将浩瀚的《四库全书》通篇过手核校,其成果至今仍是最为权威的。成功的诀窍,就在于做足了“原始文献”和“一手材料”的功夫。相形之下,那些不具备文献意识和文献功力的浮躁之徒,包括每年几百万字的“学术奇迹”创造者,从天而降的“国际先进水平”科学家,满天飞办讲坛做报告的“著名大师”,不过是些“刘项原来不读书”者流。

在当今社会,有谁会提供这种文献意义上的深入阅读呢?只有从事文献系统收藏和文献专业提供的图书馆。或者说,只有在图书馆里,才能真正实现文献意义上的深入阅读。其它途径,如书店、私人收藏、互联网等,都难以完全履行这一社会职能。当然,今天的图书馆,不再仅仅是《四库全书》之类的传统文献收藏场所,也不再应用陈垣先生式的文献利用方法,各种数字资源已日渐成为馆藏主流,电子文献检索和电子阅读、移动阅读等越来越多地成为图书馆读者的选择。但是,图书馆作为社会文献收藏和利用机构这一基本性质没有变化。在当前及可以预期的未来,还没有其它社会机构可以取代图书馆,来满足全社会深入阅读的需求。图书馆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作为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不应排斥任何阅读方式和任何读书人。深读浅阅,儒者丐者,都要一视同仁,一向是我们的宗旨。但是,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应该对社会所有的阅读行为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对于需要全面系统利用文献的深入阅读者,图书馆应提供充分的文献资源保障和便利的文献检索及利用途径;对于一般性阅读者,图书馆也应想方设法让他们多读书,引导他们读好书,不断提高他们的阅读水平和文献利用能力。我们这样做,小到实现图书馆自身的社会价值,大到裨益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文化昌盛,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都是功德无量的。

( 2011年初,载《图书馆报》2011年4月22日。)

(九) “读书表格”二则

案:2013年7月,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为举办 “深圳读书月”活动,发起了“百人百书——100个深圳人的100本书”活动,我也有幸收到一份表格,成为“百人”中的一员。少儿馆同仁殷勤叮嘱,自然不敢怠慢,如期交卷。其中“表2 ”为“我的阅读故事”,共有两栏:一、我的阅读与人生:请简要说说您的阅读与人生关系的故事;二、影响我人生的一本书:选出您最喜欢、或最想推荐的一本书,说说您与这本书的故事。于是有了这两篇填写在读书表格上的文字。

一、我与《红楼梦》(我的阅读与人生)

说起我的“阅读与人生”,就不得不提到《红楼梦》。但我并非是指《红楼梦》就是我的最爱、真爱,或“人生影响最大”,甚至读这本书也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而是那个扭曲的时代带给我的人生烙印。

在我初能读书之时,爆发了“史无前例”,家中的存书全部损毁,整个社会也进入了“书荒”的年代。十七岁那年,下放到河北省广宗县做知识青年,饱尝了肚皮与精神双重饥饿之苦。我们一伙精力旺盛的少年人,就像是到处觅食的老鼠,把当时能找到的有文字的东西全部都啃遍了。其中一本发烂又缺页的县志,现在想来大概是清代同光年间的雕版刻本,我们多次翻阅,以致清楚无误地了解到本县自古以来一共出了多少几十年誓不改嫁的贞节烈女。

突然间天降甘霖,传来“最高指示”:《红楼梦》要读五遍。为此县知青办给我们知青点发了一套《红楼梦》,记得是人民文学版,繁体竖排,四卷本,李希凡写下的长长序言。我们如获至宝,用当时最好的牛皮纸包上了书皮,放在知青队长的抽屉里,大家轮着看,谁也不能私下占有。

后来才了解到,“最高”在文革期间曾对一位大军区的黑脸庞司令谈话,要他读五遍《红楼梦》,以免“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一想到这位赳赳武夫的司令,捧着缠绵悱恻的才子佳人书啃读的情景,堪比张飞绣花,就忍俊不禁,当为绝好的漫画题材。

不知道这位黑脸司令到底读了几遍《红楼梦》,反正我读了绝不止五遍,大为解渴。对书中的人物、情节,乃至诗词歌赋,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耳熟能详,出口成诵。尤其是诗词,堪称是我旧体诗词的启蒙者。我不仅可以轻松背诵《金陵十二钗》、《好了歌》、《葬花词》、《芙蓉女儿耒》等名篇,还能通篇默诵七十六回黛玉湘云的联句,七十四回群芳填写的《柳絮词》等。当时除了一本已经翻烂的《新华字典》,没有别的参考书,难免读出不少错别字,以致后来还要下很大功夫纠错,至今也不知道是否把错误全部都改正了。

很久之后才明白,人生少年是最佳的读书时期,那个时候读过的东西可以铭记终生。拜“最高”和黑脸司令所赐,熟读了《红楼梦》,算是对文化修养有裨益的好事吧。《红楼梦》也确实是部好书,莫说五遍,百读也不厌的。后来读过的许多书,包括下功夫仔细研读的,均不及《红楼梦》这样,有着刻骨铭心、潜移默化的作用。

与人谈论《红楼梦》时,总有人夸赞我的“学问”,偷着乐之余,也不免苦笑。在本该书山览胜、学海泛舟的年纪,我却捧着一本《红楼梦》过日子,奉旨读五遍,无异是一场悲剧。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有“上限”难以突破的苦恼,其根源盖出于少年教育的缺失。

对少儿读者,本该讲些读书励志,因阅读某一本佳作而走向成功的人生故事,很遗憾,我真的没有这样的经历,不能对孩子们打诳语。作为图书馆从业者,少年时的阅读经历造就了我的职业理想,就是毕生追求“天下万世共读之”,永远不再有“书荒”的黑暗年代,让普天下的读书人都有书可读,让普天下所有的人都爱上读书,尤其是孩子们,让他们在阅读中快乐成长。

二、“珍珠翡翠白玉汤”与“半部论语治天下”( 影响我人生的一本书)

对于这个题目,我迟迟未能交卷,非是懈怠,实乃无辞以对。

这世上真的会有如此不可或缺、对人之一生一世影响至关重大的书吗?我对此持置疑态度。如果确有人推出这样的书,恐怕也是此书的阅读者平日不大读书,或是涉猎甚少的缘故。

这就如同进食,小孩子会毫不犹疑地说出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但我们这些曾遍尝各种食物的成年人会很难说出自己的最爱。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最好吃”、“最爱吃”之类的东西。对于一个人来说,印象最深、没齿难忘的食物也许会有,但那往往是幼年时或饥饿时的错觉。

刘宝瑞先生有个脍炙人口的相声段子,说的是朱元璋打天下时,曾受赠于几个叫花子的一顿饭,乃是糊饭粒、烂菜叶和馊豆腐,煮在一起号称“珍珠翡翠白玉汤”,朱元璋吃了香甜无比。后来他成了洪武皇帝,再烹来吃,就不是滋味了。如果我们拿这道“珍珠翡翠白玉汤”作为美味佳肴推荐,岂不成了笑话?

在50和60年代,很受推崇的一本书是奥茨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读后也确曾深受感动,至今还能背诵其中的名句: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记得文革后参加高考,有一个题目就是“你最喜爱的一本书”,我毫不犹疑地选择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大加渲染铺陈,结果得分还不低。但现在想来,此书实在乏善可陈,除了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描写还有些许真情之外,通篇都是非理性的狂热和愚忠,对时代的描述也多有歪曲篡改,只要读一读《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静静的顿河》等同时代的作品就会清楚。当初喜爱它,是发自真心的;现在唾弃它,也是应该的,因为它不过是一道“珍珠翡翠白玉汤”。

无可否认,历久不衰、令人终身受益的经典著作还是大量存在的,人类文明即赖此留存和传承。然而,即使是这些经典,我们也不应该执此一端,偏听偏信,囿于其中,作茧自缚,还是要提倡博览群书,广收博采,因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任何一家学说都有其优势和短板。举例讲,《论语》无疑是公认的伟大传世经典,历经百世而不衰,但若是相信当年赵普宰相“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难免就会谬以千里。

这世上没有什么“影响最大的书”,让你这辈子吃它就足够了。读书的真谛,就在于不断思考,不断扬弃,不断开掘,不断收获。这就如同我们旅行,其乐趣在于观赏那些未曾见过的新景观,山山水水,无穷匮也,而不是止步在一座“最美丽”的山头上赞叹不已,即使它真的就是货真价实的峻美高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理同一。我们只需要记住,无论是“珍珠翡翠白玉汤”,还是“半部”即可“治天下”的伟大经典,其实都是靠不住的,都要对之持置疑、批判的态度。

(2012年10月,载《高校图书馆工作》2013年6期)

(十)文化的身边与身边的文化

岁末年初,春桃换旧符,不管是机关、商铺,还是寻常百姓家,都在门前贴对联。于是深圳又出现了每年一度的别样景观:绝大多数的对联,上下联都是贴反了的,下至小户民居,大到煌煌商城、公共场所,莫不如此。这也算是深圳的地方文化特色。稍稍分析了一下,如果各家都是胡乱贴的,其错误概率应该是50%左右,而几乎所有对联全都上下联颠倒,则肯定不是马虎,而是对文化常识的错误认定。至于对联文辞之低俗、编撰之谬误,这里且不说它。

深圳曾经有“文化沙漠”的雅号,特区人,尤其是文化人,深以为耻,立志争气。近年来开始有了些底气,说起话来豪气干云:特区人民已经把“文化沙漠”的帽子抛进了南海!此说当然有道理,深圳的文化教育设施近年大量兴建,水平超前,我所供职的图书馆即可号称一流。但是也不尽然,譬如贴对联,我原来居住的北京,市面上贴的对联就绝不会有这么多贴反的。

这种文化底蕴匮乏的现象非止对联一宗。敝宅门前有个杂货铺,匾额甚大,上书“陈仕士多店”。看来店主姓陈,当属陈氏,但写作“陈仕”,就不知道其官居几品,也不知偌大官身何以下基层开铺子。“士多”一词最早见于香港,是英文store之音译,意即商店,常有“XX士多”的招牌。尽管不够规范,但作为外来新词汇,不妨一用。但“士多店”实在是不通,店主虽贵为“仕”,却显然没有明白“士多”的意思。至于街面上随处可见的英文招牌、英文译名,更是错得离谱,画虎不成反类犬。看来,文化那些事儿,属潜移默化之功,绝非领导会议一开,专项拨款一到,就可以立竿见影的。

文化现象,林林总总,并非只体现在升斗小民身上。日前,深圳隆重为某位退休首长举办《印为心造—— XXX篆刻艺术展》,敝人有幸躬逢其盛,并代表图书馆接受了首长馈赠的著作。首长儒雅博学,多才多艺,和颜悦色,谦谦君子,以普通艺术爱好者自居,令人敬重。再看看那些在首长身边前呼后拥的大小官员,懂与不懂,都众口一词地啧啧夸赞首长的作品,更衬出首长人品格调的难得。

展览仪式中有一项内容,是演唱首长为郭沫若诗《鉴真东渡》谱写的曲子,显示出首长多方面的才情。郭沫若的原词是: “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而首长将原诗的“盲目”改为“目盲”,并解释说,“盲目”有认识不清、没有目的、轻举妄动的意思,而改为“目盲”,就符合鉴真和尚双目失明的情景了。对此大小官员一致交口称赞。

首长无疑是好意,但却忽略了一个文化常识:旧体诗词是要讲求格律的。具体到《鉴真东渡》,盲目之“目”,此处必须为仄声。这点,凡是稍稍涉猎过诗词格律的都会清楚,无需多说。显然,郭沫若是按照规矩行文的,而修改此诗,就不能忽略原作者所遵循这些诗词格律的基本要求。其实,同样意思的修改,在符合格律的框架下可供选择的还是有的,如“瞽目”、“目瞽”、“失目”等。

也许有人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因循守旧地苛求现代人的作品,我亦以为然。但我们面对的是前人业已完成的诗作,而且是严格遵循格律写成的,要做修改订正,至少也要先搞清这些格律应该是什么样的,再决定改不改、如何改。没有理由对这位理工科出身的首长求全责备,但对那些一致叫好的群氓却感到悲哀,也为只能听到一面谄谀之词的首长遗憾。

我自己揣测,这些簇拥在首长身边的人们,大概可有三类:一是确实不懂的,人云亦云,跟风喝彩;二是懂得一些旧体诗词格律的,毕竟现在官员的学历都不低,却奉“领导总是对的”为圭臬,不动声色,随声附和;三是像我这样的,也明白,也想说,却可怜兮兮地想着“贾府里的屈原”焦大的悲惨下场,怂怂、怯怯、弱弱,不敢当场败兴。

写下这篇小文后,异想天开,希望有朝一日,让居庙堂之高的首长和处江湖之远的“陈仕”们,都能沐浴文化的阳光。

( 2011年1月)

(十一)门外汉字谈

写了一些身边的文化事儿,有人说我较真儿,现在索性就再和身边的汉字叫个真儿。

缘起是这样:临近年关,公共图书馆研究院决定给各位研究员发个贺卡,因为很多人是海外人士,就决定使用繁体字。几位青年馆员忙活了几天,制出贺卡,我一看,不得了:王余光成了“王餘光”,范并思成了“範并思”,无疑是电脑文字简繁转换造成的。忙不迭地纠正、批评,庆幸没有铸错,却不由得心生腹谤:这二位的大名也真是的,不是诱导年轻人犯错误吗?瞧人家李超平的名字多好,咋写咋转换都不会出错!

其实最成问题的就是我的名字,也不知多少人会一边敲键盘一边咬牙切齿,怪之怨之谤之。自小就听讲授古典文学的父亲讲解,“晞”的出典是《诗经﹒齐风》,“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很雅、很学问的。但老人家不曾料汉字会进入电脑时代。起初的GB2312字库没有此字,害得我现造现用。我可以造字,别人却不肯做仓颉,搞得凡是收录我名字的数据库,也包括护照、存折、机票等,名字不是空白,就是错字。后来有了GBK,按说问题已经解决,可总是有人不会用、不肯用。一次出境,边检人员嫌麻烦嘟嘟囔囔的,惹得我一通发作:人家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也是用汉字的地方,我从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你们怎么就这么差劲!事后也觉得怪没意思,事涉文化、技术双重问题,与这等小警察实在不相干。

搬出海外做例子,并非“拉大旗作虎皮”来唬弄人,而是有许多切切实实的体会。我们和港、澳、台、新加坡以及侨居国外的华人,汉字是繁简两个不同的体系,却也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共同话题。图书馆诸多业务问题与此相关,讨论也就更多更热烈些。台湾同仁对简化字似最为反感,其中不乏一些“较真儿”的,如有人一口认定简体字是“文革”的产物,与“破四旧”一样毁坏了中国传统文化。于是,我就和他们有了许多的探讨、争论,有面谈,有邮件,时间不一,对象大多是图书馆同行。本文内容就大多来自这些讨论。文字学旧称“小学”,内容博大精深,我这等人连“望门墙”的资格都没有,不过是作为汉字使用者和图书馆工作者的一些门外之见。故照搬迅翁《门外文谈》开篇的一句话:“恐怕也终不过是一个门外闲人的空话罢了。”

汉字改革与“文革”无关,首倡者也不是我党我军,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有此议,始作俑者有不少文化巨匠,如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对传统文化包括汉字的看法开始走向偏激、极端。斯大林曾亲自过问中国的汉字改革,批评到访的宋庆龄、郭沫若说:你们舍不得丢掉汉字。1951年,“最高”有云:“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那位当年的古文字学家后来的“文化班头”郭沫若断言,今后汉字就会像甲骨文、金文一样,成为少数专家才懂得的文字。还有人提出,外交上“一边到”,文字上也要和苏联结盟,因此汉字拼音化要采用斯拉夫字母,就像蒙古建国后出台的新文字那样。不要嘲笑前人的局限,要知道这些意见都是当时的潮流,如同现在有人提出要给图书馆做“尸检”一样,很时髦的。幸亏还有一些“非主流”的脑未残者,悄悄地让过激的汉字改革进程打了个折扣,折中的方案就是作为文字改革的第一步,出台了《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字总表》。值得庆幸的是,拼音采用的是拉丁文而不是斯拉夫文。

《汉语拼音方案》本是作为“汉字拼音化”这个荒谬目标的第一步而出台的,但却出人意料地取得了成功。现在,汉语拼音已经成了中国人识字、外国人学中文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是中西文沟通的桥梁,也是电脑汉字输入的主要渠道之一。成千上万的汉字,也连同我这篇小文,就是通过拼音变成数码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982年确定汉语拼音为国际标准,现在联合国各机构和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其中也包括 IFLA等国际图书馆组织,都采用汉语拼音作为汉字人名、地名和音译的标准。在这点上,海外鲜有争议。台湾同行也都承认,汉语拼音比“韦氏拼音”(Wade-Giles Romanization)更合理,而台湾通行的“ㄅ ㄆ ㄇㄈ”的注音符号则没有连接西方语文的功能。在大陆和台湾一些历史悠久的图书馆中,都会见到一些遗存的韦氏拼音卡片,比较一下,优劣立见。

但简化字就不同了,从其问世时起就争议不断,国内如此,海外更甚。作为自小习用的“母文字”,我也曾积极为简化字辩护。经常对台湾同仁举的例子就是“臺灣”两字,因实在太繁,连他们自己也经常在非正式场合中写作简体。在手写的时代,若是要几亿人民都这样学写汉字,不知要增加多少文盲。

但必须要承认,简化字是有着严重缺陷的。像我这样自小受简化字教育的,直到老大不小,才发现不会读写繁体字是多么地不成话。于是就像小学生习字一样,照着《简化字总表》,将繁体字每字一行抄写了一遍,才算勉勉强强掌握。这样的汉字改革,到底是简化了,还是给我们添了更多的麻烦?

毕竟不大可能要全国人民都用我那样的方式学习繁体字,于是依靠电脑相关功能转化繁简字就成了多数人的选择,图书馆尤其如此。这样就使得许多简化字不合理的问题更为凸显。譬如,“后”和“後”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简化字合二为一,就到处出现“皇後”、“皇天後土”字样,谬之千里。前文中提到的“王餘光”、“範并思”,也是这样问题,总不能要所有人的名字都像李超平这样有水平,能以不变应万变。

最为人诟病的还是简化字中诸多文化涵义的流失。不能总是褒贬王余光、范并思、李超平,还以我自家的姓名说事儿。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古公亶父之子太伯和虞仲为避位出走,开发江南吴地,始有吴氏。但吴氏族人还有个说法,吴氏祖先原为猎人。“吳”是象形字,恰如一人,一只手高扬,一只手插腰,两腿稳站,张“口”呼喊:“嗨,这里有兔子呀!”。虽然此说“文献不足徴也”,但我相信这个富于浪漫色彩的说法是有来由的,因为遍查籀文、金文、小篆、隶书,“吳”字形状都没有大的变化。而现在的简化字“吴”,为口和天构成,口张得天一样大,岂不是成了吹牛大王!祖先的雄武英姿,后辈的浪漫传说,都荡然无存了。为此,凡是私人信函,以及手书,我都坚持繁体署名,似乎这样才能保存祖先当年英勇狩猎的基因。

多年来和海外同行谈了很多汉字问题,却很难在这片短文中将如此复杂的话题用生动有趣的方式说清楚,毕竟人在门外,技止此耳!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妄言大事,谢罪之余,只有一个愿望:有朝一日,海内外携手,去芜留菁,师古存今,编撰出一套合理、简明、实用,符合中华文明传统,又适合现代信息应用的汉字方案,庶几乎可以对得起列祖列宗和后世儿孙,也可为繁衍数千年的汉字文明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 2011年1月)

(十二)叶德辉:其学,其人,其死

叶德辉(1864 — 1927),字奂彬(也作焕彬、奂份),号郋园,又号直山。祖籍江苏吴县,后迁居湖南。叶德辉一生历经清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以及民国初期,参与或见证了近现代史上许多大事,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一定影响。叶德辉在政治上以“顽固守旧”著称于世。戊戌变法时期,他以“扶世翼教”为己任,对康有为的公羊学说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驳,由此名动天下,成为晚清“翼教派”之领袖。袁世凯酝酿复辟帝制时期,叶德辉曾任筹安会湖南分会会长,并积极响应袁世凯政府有关尊孔读经的号召,成立湖南经学会。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间,湖南农民运动高涨,叶德辉不满于时事,戏作对联,极尽讽刺之能事,最终作为湘省著名的土豪劣绅而遭到镇压。[1]

这段文字转录自张晶萍著《叶德辉生平及学术思想研究》一书之开篇。之所以原文照抄,是因为今人所有的关于叶德辉生平及评价均大同小异。如果是上世纪中后期出版的文献,还会有保守反动、敌视进步、劣迹昭彰、与革命人民为敌、罪有应得等政治评语。

其实这些评介远不如叶德辉自己在年届六十岁时所写的文字来得生动传神:

天子不得臣,国人皆欲杀,海内诵其著述,遐荒识其姓名。[2]

叶德辉这番夫子自道式的表白,不仅仅是出于自负与狂悖,也确有其值得炫耀的学术资本。

在叶德辉的时代,亦即民国初年,世称“旧学”代表人物的有章太炎、王国维、罗振玉和叶德辉四人[3]。但细论起来,叶德辉的学问和影响,不仅和其他三人相比要有差距,也略逊于与其同时代的先辈同乡王先谦。叶氏的优长,在于其作为藏书家、目录版本学家、出版家的卓越成就,可谓一时无人出其右。在图书馆学的发展历史上,叶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几代图书馆学人都曾受惠其学术成果。

叶德辉在藏书和目录学方面的著述主要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藏书十约》、《观古堂藏书目》、《郋园读书志》等。其中最负盛名是《书林清话》。该书写于清末,刊行于民初(1920年),用传统的笔记式文体介绍了古代雕版书籍的各种知识。由于该书是作者在其丰富藏书的基础上写就的,故广征博引,翔实有据,见地深刻,妙笔生花。记得笔者在1980年代初涉此书,即爱不释手,反复读之不厌。当时所供职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仅收藏有一册1957年的版本,是古籍出版社根据长沙观古堂本整理出版的,旧式标点,繁体竖排。因系库本,不得外借,于是一有闲暇就做笔记抄录,最后竟将全书差不多都抄了下来。以笔者涉猎所及,迄今为止各种关于书史著述虽多,但仍无有逾越此门墙者。叶氏本欲在此基础上,援引史书中《货殖传》之例,写一本《书林传》,惜未成书,[4] 令人扼腕。

著名学者、藏书家、京师图书馆首任监督(馆长)缪荃孙曾这样评价《书林清话》:

焕彬(叶德辉)于书籍镂刻源流,尤能贯串,上溯李唐,下迄今兹,旁求海外旧刻精钞,藏家名印。何本最先,何本最备,如探诸喉,如指诸掌。此《书林清话》一编,仿君家鞠裳之《语石编》,比俞理初之《米盐簿》,所以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别,均在此矣。[5]

此言出自权威学者,也是学术界的公论,向无异议。叶氏之学术贡献,非止《书林清话》一端,在旧学研究上的其它成就,后人亦多作积极评价,且鲜有争议。

有争议的是叶德辉的为人。“文如其人”之说,与叶氏的治学文章似无关,只适用他那些嬉笑怒骂的文辞。叶氏自己所言的“谤满天下”、“国人皆欲杀”等语,并非都是自嘲虚张之词。时人多持“其人实无可取”之评,[6] 就是对叶氏之学术成就多有夸赞的章太炎也感叹;“如此好学问,甘作谯周,何欤?”“终以读书种子为可惜”。[7] 至于来自各方的诋毁谩骂之词,如不庄、惯痞、湘潭大痞叶麻、为富不仁、土豪劣绅等,就数不胜数了。

叶德辉毫无疑问属于旧式保守派人物。叶氏自号“郋园”,其书斋号“观古堂”,就是其笃守儒学的注脚。“郋”(xī)是春秋时儒学发源之地汝南召陵里,又是古文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的故里。而“观古”则取自《大戴礼记》“以观于古”之义[8]。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叶德辉考中进士,被授吏部主事之职。但两年后却辞官归里,自此不再出仕,以经商为生,以学术为志业,表现出浓厚的文化情怀。为治学业,甚至不惜弃官,这在当时是特立独行之举,即所自谓的“天子不得臣”。而时事巨变,叶德辉成了前朝的“文化遗民”,于是守望传统文化就成为他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其一生的学术活动,包括著述和刻书,也都是为了笃守传统旧学这一目标。

叶德辉的人生观、文化观、学术观,本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只是错在叶氏生在一个以革命为风尚的年代,错在叶氏不合时宜的言行。叶德辉生性狂狷,一派名士作风,目中无人,孤傲自矜,不拘小节,口无遮拦,结果就如他自己所喟叹的:“九死关头来去惯,一生箕口是非多” [9]。这里且不管叶氏一生林林总总的“是非多”,仅看看他在“九死关头”的几番遭遇。

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是推行改制最为激进的省份。叶德辉时年三十余岁,挂印归乡,志得气盛,挺身而出,成了反对改革的“旧派”领袖,也由此被推到近代历史舞台的中心。叶氏影响颇大的“翼教”之说就是此时出笼的。身为臣子的叶德辉,当时并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皇帝变法和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的新政,只是把矛头指向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和梁启超的时务学堂,即所谓“扶世翼教”,却依然险遭不测。当时康梁曾请旨(叶氏的说法是“矫旨”)杀叶德辉和王先谦,只因旨下仅仅两天变法就失败了,才侥幸保住性命[10]。

辛亥革命爆发,湖南光复,叶德辉因其前清余孽的恶名,再次陷入危险之中,不得已逃出长沙,避乱山中。此时身为革命元勋的章太炎却出面帮助了他,及时致电湖南革命军:“湖南不可杀叶德辉。杀之,则读书种子绝矣。” [11] 叶氏由此将章太炎引为知己。

乱后返回长沙,已是民国天下,叶德辉万念俱灰,一度曾想剃度为僧。但不久却又故态重萌,卷入了轰动一时的“坡子街事件”。民国元年(1912)10月,革命元勋黄兴返乡到长沙,受到故乡人民热烈欢迎。湖南政府为表达敬意,提出将长沙坡子街口的德润门更名为黄兴门,将坡子街更名为黄兴街。这下触到了叶德辉这个“前朝未死人”的痛处,因为他的住宅和店铺就在坡子街上,令他无法容忍。尽管黄兴很快就致函婉拒,两处地名也恢复了原称,叶德辉依然不依不饶。次年5月,他写了《光复坡子街地名记》,到处散发,文中嬉笑怒骂,将黄兴比作“妇人女子”、“鸡公鸭婆”,极尽攻讦[12]。新政府震怒之下,借故将叶氏抓捕,后由地方商人保出,不得已逃往武汉,后到上海。

叶德辉在上海客居了半年,于1913年下半年回到长沙。由于秉性难移,讥评时政,又卷入了与湖南新都督汤芗铭的冲突,再次有性命之忧。汤氏性情暴虐,滥杀无辜,素有“汤屠夫”之名,还随意更改币制,导致商家纷纷倒闭。叶德辉见此,挺身而出,为民申冤,写信给杨度,要其转呈给总统袁世凯。不料《亚细亚报》报馆见到此信,欣赏“其文之峭厉”,自作主张刊发。汤芗铭见文大恨,遂起杀心,将叶德辉抓捕。幸亏朋友们相助,紧急陈情到北京,黎元洪、徐世昌、徐树铮、叶公绰、李燮等北洋政府大员和各界名流纷纷致电湖南相救,就连当年欲杀叶德辉的梁启超、熊希龄也出面声援,叶德辉才再次逃过了一劫。

1927年,大革命风暴席卷南中国,北伐军攻占湖南,被叶德辉等辈斥之为“痞子运动”的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这次叶德辉在劫难逃了。 4月10日,叶德辉被农民协会捉拿。第二天,即4月11日,距国共分裂的标志事件“4.12事变”仅有一天,叶德辉经“湖南人民第一次铲除反革命分子示威大会”公审,判处死刑,当天下午执行。据其子叶尚农事后在叶德辉的日本弟子所办的《辽东诗坛》上所述: “(叶德辉)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是遭惨死。”。[13]

至于叶德辉为什么会被镇压,世传有两个原因。

一是说叶德辉为农民协会戏作了一幅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豚,都是畜牲。横批是:斌尖卡傀。上下联首字是“农会”,把农会骂作杂种、畜牲。横批四字的意思是: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文字可算尖刻恶毒,极尽辱骂之能事。这幅对联将“叶德辉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也让叶氏的人生走到了尽头,成了他被抓的导火索。

二是说叶德辉曾欺辱一乡村少女,后来此女参加了革命,将其劣迹告到了省党部,于是要处死叶德辉,讨回公道。这一喜儿式的故事似无实据,但叶氏好色却是不争的事实。叶氏曾纳妾六房,经常到长沙的青楼妓馆寻欢,还喜好男色。即使在当时多妻制的文化下,叶氏的这种行径也属“不端”、私德不淑。叶氏还刊刻了《双梅影暗丛书》,收录了多种讲“房中术”的“淫书”,曾惹得非议四起。一向厚道的周作人谈到叶氏被杀一事时说:袁世凯称帝时,叶德辉为其选秀女,征了五十名十五六岁的少女送宫,却自己“先都用过了”;后来秀女中有人成了农会干部,叶氏自然不免一死。[14] 可见时人是确信这一说法的。

现在有研究者认为:以上二说俱属奇谈,并无确证[15]。理由是当年叶德辉不是像有些“土豪劣绅”那样被农会处死的,而是经“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审判后明正典刑。法庭列出的五点罪证是:1、戊戌政变时残杀革命人士,为内幕主张之人;2、充当(湖南)筹安会会长,促袁世凯称帝;3、主张赵恒惕接受北京政府任命;4、发表封建文字,做反动宣传;5、为省城著名反动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这些罪状均与传说中的写对联和欺辱妇女无关。[16]

这五大罪状,都是些说不清道不白的历史旧账和似是而非的政治帽子,似义正词严,多查无实据;即使是件件确凿属实,也罪不至死。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当时盛行一时并压倒一切的革命暴力。倒是当时身为湖南农民运动领袖又兼任特别法庭审判委员的易礼容说到了点子上:

一般土豪劣绅,他的地位,简直是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 “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首对联何等精当!现在农民已处罚的土豪劣绅,哪个是冤枉的?总之,革命是不能客气的,不能用请客吃饭的手腕,那是与虎谋皮。所以,这时期是农民革命的时期,恐怖是意中事啊![17]

此言极好地诠释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那一著名的警句:“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8] 照这样的逻辑,叶德辉不死,倒是天理难容了。

虽然当时杀掉“土豪劣绅”是常见的事,但由于叶德辉的学术成就和名气,他的死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惋惜者有之,如章太炎、黄兆枚和叶氏的日本弟子;更多的是称“好得很”,说叶氏是找死,自取之道,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在这一片杀声之下,一个多月后,大学者王国维决意“一死免辱”,在颐和园投水自尽,遗言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当时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叶氏早年的论敌梁启超,都认为王国维的死与叶德辉等绅士名流被杀而引起的内心绝望有关[19]。

几年后的1931年,胡适用一首白话小诗表达了他对叶德辉这桩公案的看法:

郋园老人不怕死,

枪口指胸算什么!

生平谈命三十年,

总算今天轮到我。

杀我者谁?共产党。

我若当权还一样。

当年誓要杀康梁,

看来同是糊涂账。

你们杀我我大笑,

我认你们作同调。

三十年来是与非,

一样杀人来翼教。[20]

胡适的说法有误。虽然湖南农民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但处死叶氏的是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及特别法庭,因此严格讲应该是国民党杀了叶德辉。说叶德辉当年要杀康梁,似也不符合史实。但此诗以调侃的语调,对只因思想观点和言论的对立,就要你杀我我又杀你的情景,表达了痛惜和批判,其内涵是严肃深刻的而非谐谑的。

这个道理,还是鲁迅说得透彻些: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21]

鲁迅此言写于叶德辉被杀的那一年(1927)的年底,这一年有太多血写的例证可以作为此言的注脚。4月28日,距叶德辉之死仅仅十多天,同是著名学者也同是中国图书馆史上重要人物的李大钊在北京被绞死。5月21日,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湖南由此从红色恐怖变成了白色恐怖。许克祥发动事变的借口之一便是“素有文名久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被处决[22]。

在多年之后的1968年,毛泽东也曾对叶德辉之死表达了看法。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和中央党校副校长,也是叶氏湖南湘潭同乡的龚育之,记述了毛泽东的谈话:

毛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到杀叶德辉一事的。……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23]

由此可见,毛泽东确实反对杀叶德辉,而且这个意见并不是随意谈的,是在正式场合的讲话,当时还曾在一定范围传达。“最高指示”尚且如此,看来,叶德辉真的是枉死了。

行文至此,其言已尽,其意已明,本文对叶德辉其学、其人、其死所下的结论就显得有蛇足之嫌了:其学也可嘉,其人也有瑕,其罪也不至死。

注释

﹝1﹞ 张晶萍. 叶德辉生平及学术思想研究.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

﹝2﹞ 叶德辉. 郋园六十自叙. 引自文献[1]:1.

﹝3﹞ 胡适. 胡适日记全编.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4﹞ 张承宗.《书林清话》与书史研究. 史学史研究,1984(04)

﹝5﹞ 叶德辉. 书林清话(插图本).李庆西标校.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6﹞ 谢国桢. 丛书刊刻源流考. 引自文献﹝4﹞

﹝7﹞ 章太炎. 复叶德辉书. 申报,1924 – 04 – 06.引自文献[1]

﹝8﹞ 叶德辉. 鄎园字义说. 引自文献[1]

﹝9﹞ 郭旭. 叶德辉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贵阳文史,2009(04)

﹝10﹞ 叶德辉. 答友人书//翼教丛编. 引自文献[1]

﹝11﹞ 叶德辉. 两知己诗//书空集. 引自文献[1]

﹝12﹞ 程千帆,杨翊强. 叶德辉:光复坡子街地名记补注. 中华文化,1996(1)

﹝13﹞ 王雨霖. 《辽东诗坛》所载叶德辉死事. 书屋,2006(01)

﹝14﹞ 周作人. 饭后随笔. 钟叔河编. 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5﹞﹝16﹞ 谭伯牛.叶德辉之死真相.南方周末,2007- 03- 27.

﹝17﹞ 易礼容. 农民问题. 湖南民报,1927 – 03 – 25. 引自文献[15].

﹝18﹞ 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 丁文江,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0﹞吴小龙. 从胡适挽叶德辉的诗说起//吴小龙. 细节的警示. 北京:三联出版社,2004

﹝21﹞鲁迅. 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2﹞许克祥. “马日事变”回忆录. 春秋,1966(226,227). 引自:叶曙明. 中国1927. 花城出版社,2010:219.

﹝23﹞龚育之. 从叶德辉之死谈到黄兴的流血革命和胡元倓的磨血革命. 中国文化,1996(2):194.

(2011年初,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1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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