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在兹》第二章:天下之公器

2014/5/11   点击数:2036

[作者] 吴晞

[单位] 深圳图书馆

[摘要] 西方图书馆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有了大量的文献收藏,当时的文献形态主要是书写在泥版上的楔形文字,称“泥版文书”。亚述王国时期规模宏大的尼尼微图书馆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同样历史久远的还有古埃及的图书馆,其收藏除了泥版文书外,还有纸莎草、皮革等作为文献的载体。及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图书馆已经普及,亚里士多德的学园图书馆名噪一时,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兴盛了几百年之久,甚至在雅典、罗马等大城市中还出现了对部分市民实行某种程度开放的公共图书馆。

[关键词]  斯文在兹 第二章 天下之公器 吴晞 海天出版社



(一)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程

西方图书馆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有了大量的文献收藏,当时的文献形态主要是书写在泥版上的楔形文字,称“泥版文书”。亚述王国时期规模宏大的尼尼微图书馆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同样历史久远的还有古埃及的图书馆,其收藏除了泥版文书外,还有纸莎草、皮革等作为文献的载体。及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图书馆已经普及,亚里士多德的学园图书馆名噪一时,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兴盛了几百年之久,甚至在雅典、罗马等大城市中还出现了对部分市民实行某种程度开放的公共图书馆。[1]

西方图书馆的历史虽然长久,但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图书馆和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现代图书馆是有重大差异的,其中公共图书馆及其理念的出现是重大的分野和标志。

尽管“公共图书馆”这一名称在西方古代文明中早已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只能出现于现代社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此前,所有的图书馆,包括一些冠之以公共图书馆名义的图书馆,都有特定的服务对象,或是皇家成员、达官贵胄,或是神职人员、学院师生,或是有特定身份的市民,而非社会所有成员。新型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公民权利、社会平等和信息公正等现代人文意识成熟的结果。

19世纪中期的英国首先具备了这样的社会条件。1852年,英国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成立。学界普遍认为,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是世界上首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它的问世是公共图书馆诞生的标志。

当时英国有一位名叫爱德华兹的图书馆员,他被后世称为现代公共图书馆的理论奠基人和先行者。爱德华兹出身贫苦,自学读书成才,做过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编目员,以毕生之力,为倡导和实现公共图书馆的理想而不懈奋斗。在他的努力下,英国下议院于1850年通过了一个法案,授权地方议会为免费图书馆征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世界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它标志着公共图书馆制度的正式确立。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就是依照此法率先建立的,爱德华兹出任了首任馆长。因此,可以说公共图书馆是在近现代公民社会建立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的诞生,当时并不是轰动一时的事件,除了大文豪狄更斯参加了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开幕式还做了演讲,并没有多少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是爱德华兹和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为后世留下了有关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精神和制度,可以归纳为:依据政府立法建立,公费支持,免费服务,以及社会成员无区别服务。这些理念堪称经典,为其后各国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以及后来《公共图书馆宣言》的产生,奠定了基本的精神内核。

在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问世之后,亦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欧美各国公共图书馆迅速兴起。这一时期,仅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 卡内基就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捐办了2500余座公共图书馆,揭开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展史上极为波澜壮阔的一幕。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也是在此时起步和发展的。自此,新兴的公共图书馆逐渐成为数量最多、藏书最丰富、服务面最广、影响最为广泛的图书馆类型,并成为社会图书馆事业的主流和支柱。我们今天讲现代图书馆的理论、观念和宗旨等,首先是指公共图书馆的,是由公共图书馆而发、针对公共图书馆而行的。

继爱德华兹之后,诸多知名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专业工作者,如杜威、普勒、谢拉等,均对公共图书馆的理论和制度做出过深入的阐述。美国图书馆协会发布了《图书馆员伦理条例》(1929年)和《图书馆权利宣言》(1939年),使得公共图书馆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普遍接受的普世价值观。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了著名的《世界人权宣言》,其中关于人人享有信息自由权利的主张,直接催生了《公共图书馆宣言》。

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公共图书馆宣言》,正式表达了世界文化知识界和图书馆界对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立场。概括起来,《公共图书馆宣言》重点向世人阐明了三个观念:一、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民主制度的保障和民主信念的典范;二、要立法保障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完全或主要由公费支持;三、对社区所有成员实行平等的服务,全部免费开放。《公共图书馆宣言》在1972年和1994年又做了两次修订,内容虽然有所补充订正,但其主要精神是一以贯之的。现在通行的为1994年版,其正式名称为“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1994)”(IFLA / 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1994])。

《公共图书馆宣言》的问世是世界公共图书馆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既是有关公共图书馆思想理论的集大成者,又是指导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利器,对世界各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自1996年国际图联(IFLA)第62届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公共图书馆宣言》在开始为国内图书馆界及社会各界所认识,并广为传播。进入本世纪后,我国图书馆业内的理论研究者对《公共图书馆宣言》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介绍文章。一些地方的公共图书馆及其管理部门也突破桎梏,勇于践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改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如唤醒民众的图书馆权利意识、倡导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精神、明确各级政府对公共图书馆的责任等方面,近年来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公共图书馆宣言》的诸多理念,如公益、均等、免费等,已经由学界的呼吁和部分公共图书馆的实践转化成为国家的既定政策。

注释

﹝1﹞ 哈里斯著,吴晞、靳萍译《西方图书馆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二)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精神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华罗庚》,剧情并不出色,现在也很少有人记起它。但我对剧中的一个情节却久久不能忘怀:年青的华罗庚在一所简陋的学校念书,得知学校图书馆藏有几本数论方面的书,想借来读,却受到图书馆一位老管理员的训斥:年轻人不好好学功课,看这些闲书何用!而华罗庚依然锲而不舍,日复一日地在图书馆打水、做卫生,终于感动了老管理员,读到了日思月想的数学著作。

这个故事是编导的杜撰,还是出自华罗庚的真实经历,我并不明了,也没有深究。但它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多年挥之不去,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有悖常情的联想:如果那位老管理员坚持按“规定”办事,不肯网开一面,如果华罗庚不是那样地锲而不舍、孜孜以求,那么,华罗庚就读不到启蒙的数学著作,就可能成不了蜚声中外的大数学家。天呐,我们怎能设想中国和世界的科学史上没有华罗庚!倘若因为图书馆的原因而使这位天才数学家横遭扼杀,我们图书馆从业者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

不幸的是,多年来类似的剧情却在国内图书馆真实地上演,各种貌似有理的歧视性“规定”比比皆是:教师读的书,学生不能看;“高层次”的书,普通读者不能看;“内部”的书,不够级别的读者不能看;收费的书,没交费的读者不能看;专业性的书,非本专业读者不能看;本地读者可以看的书,外地读者不能看;……哪一条“规定”都有其充分的道理,但不知人们是否想过这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这些堂而皇之的条条框框,多年来不知扼杀了多少个“华罗庚”!

这些弊端均有悖于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观。概括而言,我们可以将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称之为“天下之公器”。公器的基本含义是“天下共用”,其典出自《庄子·天运》:“名,公器也。”西晋郭象《庄子注》曰:“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 后人因之将名位、爵禄、法律、学术等称为“天下之公器”,如《旧唐书·张九龄传》:“官爵者,天下之公器”;《资治通鉴卷一四》:“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梁启超《欧游心踪录》:“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公器一词遂成为全社会共有、共用名物之概称。公共图书馆即为典型之天下公器或社会公器。

公共图书馆作为天下公器,其核心就是人文关怀的精神。具体说来,就是开放,平等,免费,政府创建,公费支持。这是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的首倡,也是《公共图书馆宣言》的基本原则。一个图书馆如果具备了这些特征,就可以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了;反之,则不是现代公共图书馆,或者说不是合格的公共图书馆。在合格的现代公共图书馆里,现代社会中人文关怀、人本主义、以人为核心的民主社会价值观可以得到充分体现,无数的青年“华罗庚”也可以不受阻碍地汲取知识、健康成长。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有研究者提出:“从社会的角度看,其它类型的图书馆只是一种社会机构,而公共图书馆不仅是一种社会机构,还是一种社会制度。” [1]这就是说,在文献采编、藏书组织和服务方式等图书馆业务方面,公共图书馆和与大学图书馆、研究图书馆等没有大的差别,但公共图书馆的存在使每一社会成员具备了自由、平等、免费地获取和利用知识信息的权利,代表了知识信息的公平分配,从而维护了社会的民主和公正。公共图书馆存在的意义超过了图书馆机构的本身,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向全社会宣示了现代民主、公民权利和人人平等重要的价值观念。

然而,这种公共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精神,在我国图书馆却是长期缺失、缺位的。

如前所述,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在我国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的产物。在新型图书馆创建之初,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前辈们更多地注重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引进的多是有关图书馆的方法和技术,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图书馆的基本精神和社会意义。1949年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中,这些来自西方的观念自然成为禁区。新时期改革开放为我国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但与此同时又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无情冲击,致使经营创收、以文养文、文化产业等种种弊端一时占据主流。因此,我国公共图书馆先天不足、后天压抑、畸形发展、精神缺位,是长期存在的事实。

举一个例子,即可见我国政府和业界的公共图书馆意识之薄弱。有人曾指出过一个怪现象:当下中国没有“公共图书馆”。当然中国是有很多公共图书馆的,但耐人寻味的是,却没有一家图书馆打出“公共图书馆”的名号,各级各地概莫能外。名称固然不能取代实质,可是全国几千家公共图书馆都没有与之相应的正式招牌,就不仅仅是名称问题了,而是反映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缺失。粗略翻捡了一下现代图书馆的历史,似乎只有19世纪中叶上海租界当局办的“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和二十年代韦棣华女士兴办的“文华公书林”曾冠之以公共图书馆。工部局公众图书馆是因其英文名称Public Library,S.M.C而来,实际上只对外国侨民开放,谈不上是真正的公共图书馆。只有“文华公书林”才是名实相符的公共图书馆,“公书林”的意思就是公共图书馆,而其英文名称为“Boone Library”(还有的文献写作Kung Shu Lin:Public Use Library),其含义是明确无误的。

正是由于精神缺位,致使种种弊端层出不穷。日前曾发生过几起与涉及图书馆的有社会影响的公共事件,公众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攻击和反对图书馆。有些很刻薄的言辞,如将图书馆限制文献利用的种种行为,比作太监守着三千佳丽,自家不用还不许别人动,在网上招来了一片叫好之声。其实也不奇怪,多年来图书馆欠账太多,积怨太深,“天下苦秦久矣”,于是这些挑头发难的人就成了陈胜吴广,这些具体事件就成了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激起了众怒是很自然的。

在众多的弊端中,最遭诟病的是服务收费和拒绝平等提供服务这两个问题。

收费在图书馆并不是绝对禁止的,国外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也有收费服务项目,作为额外占有公共资源的一种调节。但是将服务收费与图书馆“创收”挂钩,与图书馆职工的奖金、待遇甚至工资相联系,则是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馆员要靠“创收”养活自己,许多馆长要靠“造血”养活职工乃至支撑整个图书馆的运作,这绝对是不正常的。这样的图书馆,不仅失去了作为公共图书馆的精神与灵魂,也失去了社会存在、获取社会支持的基本依据。

如果说某些图书馆在服务收费上还有些羞羞答答的话,那么拒绝平等提供服务就有着许多冠冕堂皇的借口:控制借阅是为了“保护文献遗产”,拒绝“三无人员”进馆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高等级图书馆不接待普通读者是因为图书馆的“服务层次”不同,区别服务是为保障有一定级别的所谓“重点读者”,而为领导服务则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说法看起来堂而皇之,实际上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它们违背了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根本原则。—— 顺便说到,图书馆读者的“身份”问题是有世界性背景的,美国的图书馆在上世纪60年代前还存在种族隔离条款,是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才促使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在《图书馆权利宣言》中增加了不论读者的种族、宗教或个人信仰均应得到公平服务的条款。

可喜的是,本世纪以来,通过图书馆界有识之士和社会各界的倡导呼吁,几家城市公共图书馆大胆探索践行,以上弊端已经有了极大改观。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公共图书馆定性为公益文化单位,将图书馆的基本服务公益化、普遍化、均等化。有学者指出,通过业界的努力,将公共图书馆的精神、理念变为国家的政策方针,使全国公共图书馆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是21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最大成就。此言不虚。

注释

﹝1﹞范并思.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2)

(三)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功用

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一个社会,一个城市,乃至一个社区,一个公民,为什么会需要公共图书馆?我们纳税人为什么要出钱出力建设公共图书馆,并长期支持其运作,我们从中能得到什么收益和回报?

如前所述,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文明的直接产物,是现代社会民主、民权、平等、公正和公民社会的象征。这是公共图书馆对社会的最大贡献,也是其独有的、不可替代社会价值。除此之外,公共图书馆还有许多具体的功用,诸如:

—— 图书馆是都市人的大书房,在信息量爆炸的时代为我们提供经过专业筛选的可靠文献信息;

—— 图书馆是市民的起居室,起到城市文化“第三空间”的作用;

—— 图书馆是公民终身教育的场所,人们在这里可以活到老、学到老,实现终身教育、全面教育;

—— 图书馆是市民的精神家园,在这里可以享受前人留下巨大的包罗万象的精神财富,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眺望这个世界;

—— 图书馆是都市文明的收藏者、继承者和传播者;

—— 图书馆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让文献信息成为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昌盛的重要资源。

类似的功用还可以列举很多,结论只有一个:城市需要图书馆,公民需要图书馆,图书馆是不可替代的。

图书馆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社会功用,皆由于有它拥有独特的资源:图书馆藏书。藏书是图书馆的独门利器,人类文明赖此而传承,阅读社会赖此而建立。

我先讲几个故事,看看古今中外的人们是怎样看待图书馆藏书的。

首先讲讲古人的故事。 “大汉文章出鲁壁,千秋事业藏名山”,这幅楹联是我几年前出访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即台湾所谓的“国家图书馆”)时见到的。楹联的书法、立意俱佳,不知作者是何人,但个中的典故是人们熟知的,主要包含了两个故事:一是鲁壁出书之说,出自孔颖达《尚书序》等多部典籍,讲的是西汉景帝年间在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发现儒家典籍的著名故事,这是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献史上的重大事件;二是名山藏书的典故,名山是司马迁虚构的理想文献典藏之地,即收藏《太史公书》的地方:“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报任安书》)。鲁壁出书,名山藏书,都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对文献收藏的尊崇和景仰,这幅楹联悬挂在图书馆是再合适不过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献是“载道”的,也是文明的象征,所谓“唯殷先人,有典有册” (《尚书·多士》),其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横渠四句”),因此文献要“藏之名山”,流传万代。这就是我们祖先的文献观念。

再讲一个现代的故事,就发生在我曾供职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我毕业后留校工作,当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北大的“派性”遗存还是很厉害的,人们相互仇视、敌对、拆台,缘起就是文革时结的怨。可以想见,在文革时期,所谓的造反派保皇派、天派地派、这个派那个派,相互“斗争”有多么残酷,伤害又有多么深。可是我在北大图书馆的一些老馆员中多次听到这样的故事:文革肇始时“破四旧”,红卫兵涌入图书馆要烧掉“封资修”的书刊,而图书馆的藏书按照当时的标准几乎统统都是“封资修”,应该付之一炬的。这时,图书馆正在斗得你死我活的几派就联合起来,不计前嫌,日夜守护,保卫藏书,最后象征性地烧了几本当时正在大力批判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了事,图书馆的藏书基本没有受损失。后来还听说,类似的文革期间保卫藏书的故事在上海图书馆也发生过。我曾问过一些北大的老馆员,你们不是“对立面儿”吗,怎么不趁机将对方整掉?老馆员听了似不解:我们是干图书馆的呀。不知为什么,这个故事一直让我感动,它体现了图书馆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甚至是职业本能,即对文献的珍爱、尊崇和馆藏神圣的信仰。这些图书馆员都是些普通人,他们不会先知先觉地对文革有什么超出时代的认识,甚至许多人也没有受过正规的专业教育,但我对他们非常敬仰。

再一个故事发生在前不久,我要把它当作反面例证来讲,是图书馆乃至整个社会藏书观念缺失的产物。日前,某地图书馆高调宣布:借书证不再收取押金。该地政府领导放言,为使市民多办证、多借书,借书押金一律免除,由此而造成的图书馆书刊丢失的损失,全部由市财政增拨款项来买单。应该说,免收押金是公共图书馆一项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举措,应予提倡推广。香港和许多西方国家的公共图书馆都是不收取借书押金的,居民的诚信本身就是担保。杭州市图书馆实行对本市户籍市民免收押金,非户籍人口出具一定的信用担保也可免收押金,受到了普遍的赞誉。我所供职的深圳图书馆也曾有过这样的打算,终因条件不具备,主要是深圳外来人口数量多且情况复杂,社会上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个人信用制度,只好先搁置。但该地推出的这一举措,虽然也是用心良苦,却让人感觉有些不大对味儿,因为该地政府和图书馆不是寻求建立可以取代押金的信用担保制度,而是不惜损失图书馆的文献收藏,就如同是在给市民开粥厂、发红包、派利是。在他们眼中,图书馆书刊的损失是可以用金钱来补偿的,馆藏的文献是可以作为福利赠送给市民的。最可笑的是,享受这一“福利”的恰恰是那些品行有亏、需要教育惩戒的“雅贼”,而广大遵纪守法的公民却要蒙受由此带来的损失,如加大财政开支、损失公共文献收藏等。在这件“好事”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对图书馆观念的错位,对图书馆藏书认识的缺位,以及对文化遗产和文明传承的漠视。

文献,藏书,是图书馆的核心,既是图书馆学学科研究的核心,也是图书馆业务工作的核心。图书馆最为重要的社会使命就是要传承文明和提供社会阅读。国家图书馆在建馆百年纪念时向全社会征集的宣传口号是:“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很好体现出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无论是传承文明,还是服务社会,其前提和基础都是馆藏文献。

对于文献和藏书,国际思想学术界已经从人类历史和哲理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其中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 “世界三”理论是许多人熟知的。其大意是:“世界一”是客观的世界,“世界二”是人们的头脑中的精神世界,“世界三”是文献的世界。卡尔·波普尔因此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如果世界毁灭了,只要图书馆收藏的客观知识和人类的学习能力还存在,人类社会仍然可以再次运转;但如果图书馆也被毁灭,人类恐怕就要回到洪荒时期了。其实中国人还有个更富于哲理的表述:“诗书继世长”,象征着文化传统的诗书,蕴藏着人类知识的文献,以及收藏和传承它们的图书馆,永远不可或缺、不可替代,这一表述和卡尔·波普尔的理论是相通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图书馆藏书,既包括传统的纸质文献,也包括新媒体文献、数字文献,它们都是文化遗产、文明成果,都是需要图书馆收藏、传播、保存和传承。如何看待纸质文献和数字文献的发展及两者的关系,下一章我们再详细介绍。

与其它形式的文献收藏不同,图书馆藏书的特点是其系统性和长期积累,用专业术语表述,就是建立起完备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为的是给当代提供有保障的系统的文献服务,也为给后世留一份完整的全面的文化遗产。目前还没有任何其它社会机构在这一点上可以取代图书馆。

曾有不少人问过我:图书馆和书店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在我曾经供职多年的高校图书馆来说可能是不存在的,但在公共图书馆界,对许多公共图书馆的读者来说,却是确确实实存在的疑惑。在某些人(也包括一些主管官员)眼中,公共图书馆只是茶余饭后的文化休闲场所之一,和书店及影剧院、文化馆、公园广场等,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许多城市的图书馆与书店往往建在了一起,就是实例。某地一位主管领导甚至推广其“先进经验”:书店与图书馆“联营”,书店给图书馆发奖金,图书馆则把书店卖不出去的垃圾书刊统统买下,于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图书馆有着比文化休闲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即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全面、完备、系统的文献资源保障,并要承担文明传承使命。这样的功能和使命,书店能否完成呢? 不能。书店只能提供当年及近年的新书,甚至只是有销路的新书,不会系统地按照学科、专题来收集和积累文献,也不会提供卖不出去的书刊。同样一本书,在书店只是商品,到了图书馆就成了馆藏,而馆藏则是人类文化遗产的范畴,亦即波普尔大师所说的“世界三”。馆藏的使命是“为往圣续绝学”,为当代献服务,为后世传文明,永远都不能将馆藏作为“红包”派发。

那么,凭借个人的收藏能否建立起这样文献保障体系呢?应该承认,历朝历代的私家藏书曾经起到过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为文化传承、文献保存和文献研究做出过重大的贡献,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是以此为依托完成的。但毕竟时代不同了。现在有些朋友热衷于“名山事业”,多年来收藏书刊,乐此不疲,我往往坦率地告诉他们:“雅好”可以,但不大可能凭此解决重大课题,藏书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社会,对文献数量最为夸张的形容不过是“学富五车”、“汗牛充栋”。即使当时的文献总量如此有限,孔子还要“问礼”于“周藏室”(周王朝的国家图书馆),亚里士多德还要借助“学园图书馆”。可以说,面对今天的出版量和社会信息量,凭借个人的力量已经不可能建立起完备系统的文献收藏,只能依靠社会化的分工,也就是依靠图书馆及其它社会文献机构。这就如同生病要找医生,上医院,寻求专业帮助,靠个人买些感冒胶囊之类的只能对付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

就行使提供文献保障、传承文献遗产的功能而言,目前还没有其它社会机构可以取代图书馆的藏书。遗憾的是,在许多图书馆这一功能却往往被漠视了。因为被漠视的恰恰是图书馆之所以成为图书馆的最为根本的东西,是图书馆之外其它机构无法替代的社会作用,故曰“舍本”。而“舍本”的后果是严重的,如今一些公共图书馆生存和发展都成了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此。道理很简单,倘若公共图书馆只是着眼于提供茶余饭后的“文化生活”,自视为休闲场所,那么社会也会如此认知公共图书馆。这样的结果就是逐渐“边缘化”,游离于主流社会发展之外,有你也行,没你也行,活着也行,死了也行,最好的待遇也只能是“后天下之乐而乐”,享受古来圣贤的境界了。

(四)深圳图书馆是怎样炼成的

深圳图书馆(以下简称深图)是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兴建的“八大文化设施”之一,建成于1986年。植根特区的沃土,凭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深图自问世以来一直走在时代前列,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是深受广大市民欢迎的读书场所,是全国业界的排头兵,也是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大型综合性公共图书馆。

深图的优势和贡献是全方位、多方面的。限于篇幅,这里仅论及两个最为凸显的成就:探索并践行公共图书馆的精神理念,引领现代化技术潮流。

如前文所述,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在我国图书馆长期缺位,弊端丛生。深图作为中国的公共图书馆,其服务理念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国内公共图书馆整体发展的历史环境,也无例外地经历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种种问题和弊端,深图都曾经程度不同地存在,有的情况还十分严重。

深图自建馆以来一直将开放作为旗帜,多年来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但当时所标榜的开放,主要是指开架服务,如全部文献均实现了开架,不设闭架书库,这些做法在那个年代是开风气之先的。然而当时办理借书证只限于户籍人口,在深圳居于大多数的非户籍外来建设者是不在此列的。有些阅览室(如港澳台阅览室)要限定一定级别的读者。显然,这些做法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开放、平等还有着很大的差距。

为了纠偏,我们适时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有免证进馆、不分户籍敞开办理借书证、向所有人开放所有阅览室等。为了让市民了解我们的方针,我曾多次对媒体宣称:“深图向所有读者敞开大门,免费提供服务。无论你的身份、地位如何,有没有工作、户口、住房,衣着是否鲜亮,囊中是否羞涩,既然来到图书馆,就是渴求知识,拥抱文明,都会受到一视同仁地热情接待。”但要全面贯彻这一方针还是遇有不少阻力的。如,当时严格执行非户籍人口办理暂住证和边防证的制度,否则一律按照“三无人员”收容并遣送回原籍,图书馆免证进馆的做法明显与这一规定不符,因而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非难。再如,全面免证开放也使得不少小偷、流氓及精神病患者也到图书馆来为害,加大了安保管理的难度。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克服困难坚持了下来,殊属不易。

最为困难的还是纠正“有偿服务”的弊端。由于多年实行“以文养文”政策导向,形成了“十亿人民九亿商”的局面,机关和事业单位“创收”成为一时风气。在当时的深图,服务收费也是“创收”的重要内容。各服务部门收费多少是按比例提成的,多挣多得,于是部主任们都各显神通赚钱,为职工发奖金成了他们的头等大事。这件事直接牵涉职工利益,且积重难返,改正谈何容易,任你有天大的“理念”,现实中也寸步难行。

但我们没有采取怨天尤人、无所作为、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而是抓住时机、适度推行、逐步改进。首先,对有偿服务项目进行了整顿,杜绝未经批准的乱收费行为,由于创收不足造成奖金减少的部门由馆里补贴。2005年初,全市事业单位实行奖金改革,由市财政发放统一标准的岗位津贴。藉此良机,我们基本取消了所有的有偿服务项目。部分需要保留的收费项目,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全部上缴财政,不再和职工的奖金福利挂钩。对此,有人惋惜“损失”,但我们认为,这样做才算是走上正轨。

2006年7月,深图新馆落成开放。我们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努力将多年来我们对公共图书馆的理解和探索融入到新图书馆之中,全力打造一个“真正的公共图书馆”。在业界,我们祭起了“天下之公器”的旗帜,从理论上澄清有关公共图书馆的诸多问题,探索公共图书馆的精神实质。对外宣传上,我们提出了“开放、平等、免费”的口号。如前所述,这是借用一百六十多年前英国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的传统提法,本属陈年旧事,但却在二十一世纪的深图新馆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乃至有许多人认定是我们的“创新”。一时间,“开放、平等、免费”成为业界内外的热议焦点。

其中公众最为关心的热点还是免费服务,为此我们还有一个更为生动形象的提法:到深图不用带钱包。一时媒体争相报导,市民街谈巷议,公关工作很是成功。我们不是在“忽悠”群众,而是实实在在地实行了彻底、全面、真正的免费服务,就连一般准许收费的如读者证工本费、读者年审费、上网费等也都免掉了。读者涉及到的费用实际上只有两项,一是象征性的外借押金,中文文献外借5册押金100元,外文200元,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诚信制度;一是逾期滞纳金及书刊损坏赔偿金,因为我们还要维护全体读者利益,为国家财产负责任。

深图的办馆理念和实践在全社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有关领导、业界专家,还是媒体、市民,都对此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甚至一时蔚成社会风气。此后不久,深圳的各大文化场所都陆续免费对公众开放,全国有多家省市级公共图书馆也相继宣布实行免费服务或减少服务收费,就是那些不肯转向的也不敢那么理直气壮无所顾忌了。这些都与深图的率先作用有关,应该说是我们开的好头儿,在社会公益服务上捅破了窗户纸,撕开了遮羞布。正如前文中说道的,深图是国内探索和实践公共图书馆精神以及公益文化服务的先行者,起到了为天下之先的作用

为实现公共图书馆的精神理念,离不开技术手段的支撑。深图将“技术立馆””作为重要方针,并多年保持在现代技术应用上的优势。

说到技术立馆的方针,并不是什么人先知先觉、高瞻远瞩提出来的,而是由于历史的缺憾造成的,或者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深图1986年建馆,至今只有20多年的历史,属于新建馆、后起馆、后来者。与国内许多业已建馆一百多年的大馆、老馆相比,失去了许多历史机遇,显得先天不足。譬如,没有可称为“镇馆之宝”的珍稀馆藏,没有多少独特的资源,也缺少深厚的业务传统。后来者如何居上,怎样才能跻身大馆、强馆的行列,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要把历史的缺憾变成历史的机遇,变弱势为强势,决不能甘为二三流的图书馆。这样,深图就走上了技术立馆、技术强馆之路,亦即现代化图书馆之路。

现代化图书馆是个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为方便起见,这里仅简略介绍几个带有历史标志性的重大项目: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ILAS),联合采编协作网(CRLNet),无限射频识别(RFID),以及下节着重介绍的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SSL)。

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ILAS)

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即Integrated Library Automation System,简称ILAS。ILAS是1988年文化部下达的重点科研项目,由深图负责开发研制。二十年多来,ILAS从1.0到5.0,又相继发展了ILAS-II、d-ILAS(ILAS-III),以及公共版、大学版、企业版、小型版、Big5版、Unicode版,以及相关的LACC(集中采编)、UACN(联合采编),已经成为适合各种需要的图书馆自动化系列产品。许多当年开发、研制和推广ILAS的老员工都记得当年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难忘往事,这是深图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ILAS是中国图书馆自动化的里程碑。可以说,没有ILAS,就没有中国图书馆自动化、数字化的今天。正是ILAS,给国内成百上千的图书馆带来了自动化、数字化的观念和技术,使他们由此走上了现代化图书馆的道路。这里仅举一个非技术的例子。最初ILAS的售价只有人民币5000元左右,而同时期美国INNOPAC系统的价格是50万美元,每年还要花2万美元的维护费。这个价格是当时国内任何一家图书馆都无法承受的,只是到本世纪之后,才陆续有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和部分著名大学图书馆具备了这样的经济能力。仅仅在这个意义上,ILAS也将中国图书馆自动化事业推进了至少10到15年。

ILAS是国产图书馆自动化软件的骄傲,创建了多个“最”和第一。它是国内首个独立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ILAS的用户有3000家左右,这个数字也是世界之最,超过国内外同类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ILAS问世以来,共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的大奖计11项,这在全国图书馆界乃至整个文化系统也位居第一,其中包括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推广类)三等奖、联合国TIPS系统颁发的科技之星奖等含金量很高的重要奖项,因此有人戏称ILAS是“获奖专业户”。

最值得称道的,还不是ILAS的技术成果和诸多奖项,而是它成功的产品化进程。在ILAS问世的同时,国内也有过类似的研制开发。我当时供职的北京大学,就至少研制过三个图书馆软件,其中两个属于学校正式下达的任务,我作为课题组成员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两个项目。课题组是学校从计算机系、计算机所和图书馆当中选派的尖子人才,技术力量绝不比ILAS差,研制的成果也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成果问世后,大家只热衷于报奖项、分奖金、评职称,软件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就是在北大图书馆也没有正式应用。而ILAS则迅速完成了产品化的进程,并及时推向了全国乃至海外。所以说ILAS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产品化的成功,又靠产业化推动自身的不断发展,这无疑受惠于深圳经济特区特有的观念、制度和政策。

?联合采编协作网(CRLNet)

联合采编协作网的正式名称为“地方版文献联合采编协作网”,英文名称为China Regional Libraries Network,简称CRLNet。从实际运作上看,英文名称更合乎其实质,因为我们的着眼点始终是各地方图书馆在书目数据上的整体合作,而不是局限于什么“地方版文献”。

CRLNet的创建者是深圳图书馆、湖南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等六家图书馆。实际上深图是真正的首创者、组织者和执行者,也是全国的书目数据中心和数据质量控制中心,这个“老大”深图是当仁不让的。

事情的起因在于业界面临的共同难题。大家知道,图书馆的核心业务之一就是图书编目,编目的结果,过去是卡片式目录,计算机化之后是机读目录(MARC)。各个图书馆都在为完成编目任务而疲于奔命,却无法有效利用他人的成果,也无法将自家的数据与他人共享,书目数据难以互相利用,全国的图书馆实际上都在下大气力重复同样的工作。

这个道理简单而明了,却由于行政体制等原因,在中国就是无法有效实施。其时国际上已经有了行之有效的联合编目模式,亦即美国OCLC模式,可资借鉴,为我所用。于是在深图的倡议下,六家图书馆一拍即合,于2000年在深圳开会,签订了协议,当年12月CRLNet正式开通。如今,CRLNet已发展了香港、广西、浙江、广州、北京、吉林、黑龙江等多家单位成员馆,形成了一个超过200万条记录的网上书目数据库。据统计,数据覆盖率回溯数据可达90%,新出版图书可达70%。

现在看来,CRLNet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当年预期的目标。首先,按照国际先进的理念和通行的模式,突破了多年的瓶颈,建立起平等协作、互利互惠、实时上载下载、并由执证编目员控制质量的一整套制度和技术保障,形成了美国OCLC之外最大的中文编目网和中文书目数据库,而且在全国速度最快、效率最高。其次,从实际功效上看,解决了成员馆的编目难题,实现了书目资源的共建共享。仅以深图为例,编目数据中有90%是由CRLNet提供的。要知道,与2000年CRLNet建立时相比,深图的购书经费增长了5倍多,可以说,如果没有CRLNet的支撑,就无法完成如此骤增的工作任务。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CRLNet在2005年荣获了文化部首届“文化创新奖”的殊荣,这也是该年度唯一获奖的图书馆项目。CRLNet与ILAS不同,它只是一个图书馆的内部工作系统,旨在完成图书馆的书目数据编制任务,不大可能有突出轰动的社会效应。这项文化系统的最高荣誉授予了CRLNet,说明了社会各界对这项成果的高度认可与充分肯定。

无限射频识别(RFID)

无线射频识别,即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简称RFID,亦称电子标签。从技术上讲,RFID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大家知道,原来图书文献是凭借条码扫描进行电脑识别的,采用RFID技术就是要转换成新的标识系统。近年来, RFID在物流等多个领域得到了较多使用,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和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在图书馆领域应用的时间并不算长,深图是国内首家大规模全面应用RFID技术的大型综合性图书馆。可以说,RFID在国内的应用历史是从深图开始的。

正因为是首家,就难以避免首家的烦恼。大约在2002年前后,深图新馆应用RFID的问题就被列入日程,决策颇费踌躇。因为当时在图书馆使用RFID还属于非主流,不光国内尚无先例,在国外也不多,且大多为中小型图书馆,诸多的大馆、名馆都没有使用。我们的管理者及业务、技术骨干对此也不熟悉,基本上是从头学起的。一旦决策失误,使用失当,不仅2000万设备预算打了水漂,全馆的整个业务管理和馆藏体系也会打乱,后果不堪设想。经过多次考察、论证,最后我们下决心上马,并在2006年7月深图新馆试开馆时全面启用。事实证明,RFID在深图的应用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当初决策是正确的,是具有远见的。然而时至今日,当年决策前后那种忐忑不安的惶恐心情,依然记忆犹新。

RFID技术在深图的成功,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开创了RFID技术向图书馆应用专业化转变的新局面。RFID本不是为图书馆度身定做的,需要一个适应图书馆“水土”的过程。这点很像当年IT走进图书馆,开创了图书馆自动化、数字化的新领域。深图创造性地应用RFID技术促进了的这种转变,同时也利用RFID实现了许多业务上的创新,其中很多都是独创,绝不仅仅是条码的替代品。

其次,开发了“文献智能管理系统”。这一系统的研制与应用,使全馆上百万以开架方式为主的传统文献得到了高效的管理和应用,使得在原来条码识别管理下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文献定位导航、减少错架乱架、实现精确典藏等,都得以圆满实现。其中不乏我们的首创,如排架方式的革新,研制了智能书车等。这就实现了当年我们应用RFID的初衷:不仅仅将其视为条码的代用品,不是为应用而应用,而是作为契机和手段,创造性地打造智能化的环境,让全社会受益,让读者受益,让全馆业务工作和管理工作受益,为今后发展奠定基础。

第三,开创了以自助服务为主的服务模式。这是我们对外服务中最为彰显的一种嬗变,乃至形成了深图的服务特色。自深图新馆开放以来,以RFID技术为依托的自助服务模式和各种自助服务设施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深图新馆开馆后,外借量骤增,日均约计1.2万册,周末高峰时曾达3万册,如此巨量的工作有95%是由自助外借设备完成的,而几乎所有的还书量都是通过自助方式完成的,还有自助还书设备在图书馆门外24小时工作。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自助借还模式和自助服务设施,每日上万的读者在服务台前排队借还书,会是怎样不堪的局面。

RFID技术在深图的创造性应用还产生了又一个更为重要的成果,就是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SSL)。

(五)自助图书馆的故事

深图研制开发自助图书馆的工作始于2006年年底。自助图书馆全称是“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这本是文化部立项课题的名称,后来也就这样沿用了。许多同行和媒体喜欢将之称为“图书馆ATM” ,我曾多次表示反对,因为ATM的意思是Automated Teller Machine(自动柜员机),听起来像是冷冰冰的机器(Machine),这不是我们的原意和追求。我们的理念,是建立人性化的、有人情味儿的、具备图书馆各种功能的、活色生香的图书馆。我们为之拟定的英文名称是Urban Neighborhood: A Self Service Library,简称SSL,自以为还是达意的,体现了我们研制自助图书馆的初衷。

什么是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我们可以做如下简单的描述:它以人文关怀为主导,以服务创新为目标,集成了RFID技术、图书传输自动控制技术、图书分拣自动控制技术、数据通信和数据处理技术,以及相关的安全技术和生产工艺于一身,是人性化、数字化、智能化与传统图书馆的完美结合。该系统实行不间断工作,使全市读者均可享受到24小时的图书馆服务。

具体讲,自助图书馆主要由自助服务机、图书馆服务与监控中心系统和物流管理系统等三部分构成,其核心设备是自助服务机。

在自助服务机上,几乎具备了图书馆全部的服务功能:

—— 申办新证。读者可通过第二代身份证自动进行识别,存入借书押金后,即可办理图书馆读者外借证,不需外借则不必存款。全部过程不到10秒钟。

—— 自助借书。持证读者可以凭证借取自助服务机书架上的所有图书,如同在图书馆内借书一样。

—— 自助还书。读者在图书馆借的书,或在自助服务机借的书,均可以归还到任何一个自助服务机。所还图书实行自动分拣,分类送达。

—— 预约服务,包括提出预借请求和按照预约通知取书,可以预借目录中的馆藏文献,并在规定时间在全市任何一台读者指定的服务机中取书。通过这一途径,读者可以不受服务机藏书数量的限制,直接利用深图的藏书和全市各图书馆的馆藏。这样就解决了自助机存书数量较少带来的种种不足。

—— 查询服务,包括本机和全市各服务机目录查询、深图馆藏目录查询和读者信息查询(包括读者基本信息、外借情况、欠款、预借文献等),以及作为终端直接读取馆藏数据库。

图书馆服务与监控中心系统支撑自助机的后台运作,可实时跟踪每台自助机的运行状态,当出现图书和读者证不足、还书箱和钱箱已满、自助机故障或遭到破坏时,都会做出响应,自动通知物流管理人员及时解决。物流管理系统承担自助图书馆的图书配送和日常管理工作,由中标的物流公司配备专门的流动书车来实现文献适时配送。

自助图书馆的问世,首先得益于深图长期以来坚持的技术领先的方针。深图自从建馆以来,就坚持走技术立馆、技术强馆的路线,逐渐形成了我们的强项和优势,并逐渐形成了一支过硬的技术团队,其中不乏卓越人才,其特点是对各种新技术敏感,又充满热情。

从技术上讲,深圳自助图书馆的直接技术起源是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的应用。RFID历经波折在深图上马后,效果出乎意料地好,这第一只螃蟹滋味不错。新馆开馆后,各种基于RFID技术的自助设备大显神通。随着RFID在深图的应用逐渐得到业界的认可,国内和港澳图书馆因之效法的也多了起来。我们大受鼓舞,意犹未尽,由此萌生了研制自助图书馆的创意。所以说,RFID是自助图书馆问世的技术前提和技术基础,也是自助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技术环境。

比技术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树立人文关怀的理念。如前所述,我们理想中的自助图书馆绝不是“机器”的概念,而更像是一位活生生的馆员,慈眉善目,憨态可掬,热情周到,全知全能,除了借书还书,还可以办证、咨询、检索、收取押金、办理预借业务、查检各种数据库;同时,还要体现出现代化图书馆的特征,用先进技术服务市民,通过一台自助机,即可利用深图几百万的资源乃至全市图书馆的几千万资源。这些目标后来都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实现了。

自助图书馆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技术产物。在自助图书馆研制初期,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大道之行,有器之用” [1] ,借用的是《易经》和《道德经》里面的两句话,试图阐明公共图书馆的人文精神是为“道”,现代科技是为“器”,自助图书馆是“道行器用”的结果。从根本上说,自助图书馆不是为技术而技术、为创新而创新的,不是要“显摆”、“得瑟”什么,而是在尽公共图书馆应尽的社会职责,做公共图书馆分内应该做的基本服务,进而彰显公共图书馆人文价值观。

深圳图书馆研制开发自助图书馆的进程大致如下:

2006年底,研制工作启动;

2007年3月,列入《深圳市建设“图书馆之城”(2006 — 2010)五年规划》;

2007年6月,列为文化部科研项目和深圳市重点文化建设项目,正式定名为“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

2007年12月,选定深圳市海恒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为项目合作伙伴;

2008年4月,首台自助图书馆服务机问世,并通过文化部组织的专家验收;

2008年底,首批10台服务机投入运行;

2009年4月,40台服务机投入运行;

2009年10月,获第三届“中国文化创新奖”,并被列入“国家文化创新工程”;

2009年12月,文化部在深圳召开了宣传推介自助图书馆的全国会议;

2010年,获文化部第十五届“群星奖”。

现在深圳已投放运营自助图书馆200台,计划“十二五”期间再增加200台,届时将达到400台。在深圳之外的其它城市及海外,据保守估计,已投放运行的自助图书馆应不少于200台,分布地区至少有北京、上海、广州、沈阳、鄂尔多斯、西安、郑州、马鞍山、杭州、贵阳、厦门、福州、昆明、台州、三亚,以及港澳、台湾,英国、法国、韩国。

这个过程看起来好像一帆风顺,实际上绝非如此。在研制过程中,各种艰难困苦一言难尽,有技术上的,更多是公关上的。我们是2006年年底着手研制的,思路已经完备,急需制作一台样机,大约需要20万元的资金,却无从解决。外人可能不理解我们的财务预算制度和国库支付制度,打油的钱不能买醋,这笔钱必须要获得专项批准才能使用。要说服有关领导给予支持,不能光凭概念,需要有样机演示;而要有样机,则先要说服有关领导批准制作样机的经费,于是绕在这鸡与蛋的套套中难以自拔。无奈之下,只得通过招标找到一家企业合作,幸好这家企业有眼光,毫不犹豫就投资了。这样的结果,是样机很快做出来了,但研制时间却拖后了近一年,知识产权也成了双方共有的。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我们搞自助图书馆是钱多了“烧”的,实乃无知加偏见,要知道这区区20万,若不是我们另辟蹊径,就险些葬送了整个项目。

不出我们所料,样机面世后,形势即开始改观,市民喝彩,媒体和社会各界也高度关注。业界的专家们首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程焕文教授将之誉为传统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相结合的“第三代图书馆”,是世界首例的创新成果,这个意见后来写入了专家鉴定书。有关领导也开始关注,文化部首先表示支持,2007年正式将自助图书馆列为文化部科研项目。2008年,深圳市领导特批试运行10台,2009年又批准了首批40台,自助图书馆步入了发展的正轨。

2009年,中央领导同志考察深圳文化建设,参观了自助图书馆,看后赞不绝口,高度评价,立即指示大力宣传推广。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了深圳自助图书馆,给与了充分肯定和赞扬。自助图书馆逐渐声名鹊起,被立为深圳市重点文化建设项目。文化部在深圳召开了宣传推介自助图书馆的全国会议,全国各地的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2009年10月,项目获第三届“中国文化创新奖”,并被列入“国家文化创新工程”,2010年获文化部第十五届“群星奖”。

除了赞扬和奖励,自助图书馆也遭受到不少质疑。那些歪曲、无知和盲目的意见就不说了,但是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误解或曲解,还是应该予以澄清的。

第一、????? 自助图书馆与基层社区图书馆的关系。用自助图书馆取代社区图书馆是不合理的,这是一个较为多见的说法。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一定要将两者对立起来。自助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部分,从不意味着自助图书馆可以取代实体的图书馆。我们历来主张自助图书馆与深圳市原定的“图书馆之城”建设规划并行不悖,优势互补,而不是谁取代谁。一些人热衷于比较分析分馆建设和自助图书馆的优劣,似乎有了自助图书馆后,传统的阅览室就会消亡了,此乃伪命题,与深圳模式无关。现在深圳市通过评估合格的分馆和社区图书馆已达630余家,是全国基层图书馆事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从来就不曾有过用自助图书馆取而代之的任何动议。自助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更不是你死我活的。不能因为社区图书馆好就认定自助图书馆不好,反之也是一样。

自助图书馆自有其短板,如现在普遍强调的公共图书馆作为城市“第三空间”的作用,就是自助图书馆所不具备的。自助图书馆如何与深圳“图书馆之城”建设、与基层图书馆及全市图书馆事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我们面临的课题。有人曾建议,今后基层图书馆文献以报刊为主,图书借阅由自助图书馆完成,类似的方法是不妨一试的。不过,即使实行,也是分工,不是取代,大可不必为此而杞忧。

第二,自助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的关系。建设自助图书馆不符合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是另一具有代表性的意见。

数字图书馆和传统图书馆、数字资源与纸质文献的关系,是另外一个大题目,这里且不说它。毫无疑问,图书馆必将要走向数字化,但无法忽视的是,目前的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最主要的服务内容之一,还离不开传统的“借借还还”。不妨看一看各个图书馆的统计数据,馆藏传统纸质文献的借阅量远远大于数字资源的使用量,是普遍的现象。作为图书馆人,总不能无视读者尤其是底层普通民众的真实需求,更不能以数字化为借口把他们拒之门外吧。

不仅如此,还要看到,自助图书馆既是利用高科技手段来完成传统图书馆服务的工具,其本身又是各种高科技也包括数字图书馆技术的集合体。自助图书馆所要做的就是用高科技手段提升传统服务水平,也是在引领普通民众由此而迈进信息化世界,走向现代化。

第三,自助图书馆是节约型的图书馆建设模式。自助图书馆费用昂贵,超乎现有国情,是许多人的质疑和忧虑。

自助图书馆自然是要花钱的。曾有一位西部地区的主管领导来深图考察,得知自助图书馆的价格后说:我们那里的图书馆全年经费也不够买一台自助服务机。我的回答是:这说明你们目前还与自助图书馆无缘。对于相当多的地区财政来说,自助图书馆确实过于昂贵了,购买安装贵,维护费用贵,是千真万确的。

但是,如果指责自助图书馆 “烧钱”,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图书馆本身就是要花钱的(或者说是“烧钱”也无妨),各级财政加大对图书馆等文化事业的投入是再正当不过的事情。对于类似深圳这样具备财力物力条件,又明确规划要大力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城市来说,自助图书馆肯定是一种节约型的建设模式。

其一,节约资金。建设一个图书馆,仅房屋就是一大笔开支,无论是建,是买,还是租,其费用都要远远高于自助图书馆。何况还要有家具、设备、水电、网络等多种开支。

其二,节约土地。每台服务机占地大约7平米,实际需要10平米左右,所占用的土地资源远远低于任何类型的图书馆,且多为边角闲置之处,无需规划审批。对于类似深圳这样寸土寸金的大城市来说,这点尤为重要。

其三,节约编制。自助图书馆是无人值守的,24小时自助服务,物流采用外包,无需增加太多的人员编制。对于多数图书馆来说,人力的节约往往都是第一位的,“要人”比“要钱”更难,是业界人所共知的。

其四,实现可持续发展。许多地方的基层图书馆开办难,维持运作更难。自助图书馆由深图运作,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也就避免了许多人力物力的浪费。

展望深圳街头,现有200台自助图书馆在深圳城乡运行,逶逶而有仪,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城市文化风景线。曾有一位女市民动情地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说,自己在深圳发展不顺利,正在考虑回老家,但使用了自助图书馆这样便民服务设施,而其它地方都没有,就改变主意不走了,留下做一个深圳市民。自助图书馆项目问世后得到过多次领导表彰和各种奖项,但这位女市民的夸赞却更令我们倍感荣耀,从中切实感受我们做了图书馆应该做的事情,尽了我们的社会责任,体现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

注释

1、吴晞. 大道之行,有器之用. 图书馆论坛,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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