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史话》第五章:冲破藏书楼

2014/9/11   点击数:2768

[作者] 暄喧轩

[单位] 深圳图书馆

[摘要] 所谓近现代新型图书馆,其主体主要有两种类型: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至今如此,中外皆然。在中国,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雏形,分别是同文馆书阁和强学会书藏。

[关键词]  图书馆史话 第五章 藏书楼 社科文献出版社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



五、冲破藏书楼

1、京师同文馆

2、强学会书藏

3、官书局藏书院

4、古越藏书楼

1、京师同文馆

所谓近现代新型图书馆,其主体主要有两种类型: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至今如此,中外皆然。在中国,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雏形,分别是同文馆书阁和强学会书藏。

同文馆也称京师同文馆,首建于同治元年(1862 年)。它是清末培养涉外翻译人员的学校,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中国官方自行创办的第一个新式教育机构。

同文馆在建立之初就伴随着图书的建设。当时的总理大臣、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在1860 年的《奏请创设京师同文馆疏》中,就有“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之语。这些由各地教师所带来的“各国书籍”就是同文馆最初的藏书。

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史料中不断有关于同文馆藏书,尤其是外文藏书建设的记录。如,同治七年(1868年)美国大使劳文罗曾送来书籍若干,同文馆也购书回赠;同治十一年(1872年)法国大使热福里代表法国文学苑赠送同文馆图书十一箱,共计一百八十八册,“以备同文馆肄业泰西文字之用”,同文馆也回赠了《康熙字典》、《昭明文选》等中国书籍一百一十部,以“彼此互读,亦彼此相认”。经过多年的积累,同文馆的藏书日渐丰富起来。

至迟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同文馆就已有了专用的藏书机构 ——“书阁”。在该年刊印的《同文馆题名录》中,对书阁有过具体生动的记载:

同文馆书阁存储洋汉书籍,用资查考。并有学生应用各种功课之书,以备分给各馆用资查考之用。汉文经籍等书三百本,洋文一千七百本,各种功课之书、汉文算学等书一千本。除课读之书随时分给各馆外,其余任听教习、学生等借阅,注册存记,以免遗失。

由是不难看出:同文馆书阁的藏书数量虽不算多,但绝大多数是洋文书和“功课”、“算学”等新书,已摆脱了旧式“官学藏书”以儒家经典、正史为主的窠臼;采取了西方式图书馆的某些管理方式,如借阅、注册、存记等;藏书也不再以收藏为主要目的,而是“用资查考”,供全校读者借阅使用。因此,同文馆书阁实际上己具备了新型学校图书馆的性质。

同文馆书阁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图书馆的雏形。由于同文馆创设于京师,又是中央政府的官办学校,因此它的办学方式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此后,各地相继创办的新式学堂、学校,大多建立了类似同文馆书阁的新型藏书楼,其中很多藏书楼日后都发展成为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建立藏书室,后来发展成北洋大学图书馆,全国解放后改称天津大学图书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上海南洋公学创办图书院,1921年后改称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至于同文馆书阁本身,由于同文馆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文馆书阁也于同年归并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1912年后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馆。

2、强学会书藏

强学会创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当时是变法维新运动的总机关,其发起人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杨锐等人。时值甲午战败后不久,康、梁等人为变法图强上下奔走,广造舆论。他们建立强学会的目的就是“群中外之图书器艺,群南北之通人志士,讲习其间,因而推行于直省焉”(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后序》)。因此强学会建立了新型的图书机构 —— 强学会书藏。

梁启超在后来追忆创办强学会及其书藏时说:

当甲午丧师之后,国人敌忾心颇盛,为全瞢于世界大势,乙末夏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彼时同人因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

康有为也曾详细记述了强学会筹办书藏的经过:光绪二十一年七月,维新派人士集会,议开书藏,“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随后翰文斋也“愿送群书”,于是便在北京琉璃厂创建了强学会书藏。书藏成立后,英国和美国公使捐助了“西书及图器”,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等大员各捐了五千两银,宋庆、聂士成也捐银数千两,使书藏的“规模日廓”,成为京师颇具影响的新型图书机构。

强学会书藏一建立,使仿照西方图书馆的做怯,采取了对广大民众开放的姿态,并以普及新学、启迪民智为己任。由于当时的国民还不懂得利用图书馆,强学会的成员使四处邀人、甚至求人来看书。据梁启超回忆,强学会书藏成立后,“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该书藏中有一世界地图,会中同人视如拱璧,日出求人来现。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这种传播知识、开发民智的一片热忱,令人感动不已,已然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姿态。

同年11 月,有人即以“私立会党”、“显干例禁”为由,奏请清廷查封,强学会遂被禁,前后仅有四个月的时间。

强学会书藏虽是个短命的组织,但影响却很大。据统计,在1896至1898年的几年中,全国各地共成立了学会八十七个,学堂一百三十七所,报馆九十一所。在这些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学会等组织中,很多都建立了具有近代图书馆性质的书藏或书楼。武昌质学会在《章程》中称:“今拟广搜图书,以飨会友。中书局外兼购西书,凡五洲史籍,格致专家,律制章程,制度政典,皆储藏赅备,以资他山。”上海强学会以“开大书藏”为其主要宗旨之一,具体作法是模仿西方的图书馆:“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书籍亦藏弆至多。今合中国四库图书,备钞一份,而先搜集经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其各省书局之书,皆存局代售。”衡州任学会“拟设格致书室一所,以开民智,任人观看”。这些遍及全国的学会书藏和书楼的大批涌现,成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先声,为二十世纪初年各地公共图书馆的普遍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官书局藏书院

强学会书藏还产生了一个直接的重要结果,就是促成了官书局藏书院的创办。

强学会被查封后,引起了朝野的广泛不满,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上书要求解禁。结果清廷决定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并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任官书局督办。

孙家鼐虽然不是维新派,但却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主张兴办新式教育和创办图书馆。他反对封禁强学会,认为强学会书藏“意在流通秘要图书,考验格致精蕴”,并指出“此日多一读书之士,即他日多一报国之人”(孙家鼐《官书局开设缘由》)。孙家鼐主持撰写的《官书局奏开办章程》中第一条便是“设藏书院”。

按照孙家鼐的主张,总理衙门每月拨发官书局经费一千两银,成为官书局藏书院购置图书的主要经费来源。为保证藏书(尤其是洋文图书)的质量,官书局聘请“通晓中西学间”的洋人教习帮助选购图书,并委派专职司事和译官“收掌书籍”。藏书院成立后,曾各处“咨取书籍”,“搜求有用之图书”。当时官书局藏书院的藏书主要有“列朝圣训、钦定诸书及各衙门现行则例,各省通志,河槽盐厘各项政书”,以及“古今经史子集有关政学术业者”。尽管收藏内容上还有官办藏书机构的不少遗风,但仍注意到新学和经世致用图书的收藏。

官书局藏书院虽然不像强学会书藏那样热衷于图书的传播,但也继承了开放的精神,“用备留心时事、请求学问者入院借观,恢广学识” (孙家鼐《官书局奏开办章程》)。因此,官书局藏书院的性质也属于近代的新型图书馆,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强学会书藏所开创的事业。而且,由于官书局藏书院具有官办背景,其藏书之规模比强学会书藏更为宏大,社会地位也更牢固。

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官书局及其藏书院都归并于其中,成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组成部分。

4、古越藏书楼

在20世纪初年兴办图书馆的潮流中,得风气之先的当属东南各省,其中最为人们称道的就是被誉为近代公共图书馆先河的古越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的创办者是绍兴缙绅徐树兰。徐树兰,字仲凡,号检庵,浙江绍兴人,道光十七年生(1837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卒,终年六十六岁。光绪三年(1876年)中举人,曾任兵部郎中、候选知府、盐运使等职。后以母病归乡,热心于兴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如筹办中西学堂,修筑海堤,创设义仓和救疫局等,因此深孚社会重望。

徐氏创办的西方式教育机构“绍郡中西学堂”,推行新式教育,在东南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后徐氏又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式的图书馆,认定了开办公共图书馆这条道路。他从西方的图书馆得到了启迪:“泰西各国讲求教育,辄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都会之地,学校既多,大必建楼藏书,资人观览。…… 一时文学蒸蒸日上,良有以也。”因此,他“参酌各国规制”,创建了古越藏书楼(徐树兰《为捐建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文》)。

古越藏书楼“集议子庚子,告成于癸卯”(张謇《古越藏书楼记》),亦即创办于1900年,建成于1903年。为兴办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徐氏独家捐银八千六百余两,在绍兴城西的古贡院购地一亩六分,开工营造藏书楼。建成的古越藏书楼为四进楼房,前为藏书用的楼房,中有厅堂为公共阅览室,备有桌椅器具。楼中藏书,除徐氏家藏外,又购置了新出的译书及图书、标本、报章等,使藏书总量达七万余卷,仅书目就有三十五卷。这些费用共用银三万二千九百余两。此外徐树兰又每年捐洋一千元,作为古越藏书楼的日常开支。这些钱都是徐氏自捐或筹集的。

遗憾的是,徐树兰没有最后看到古越藏书楼的建成开放,即于1902 年去世。徐树兰之子徐显民继承父志,完成了古越藏书楼的建造,并对全郡开放。辛亥革命前后,古越藏书楼一度停办。1915年徐氏后人呈请继续开办古越藏书楼,受到当时教育部的嘉许。抗日战争前,古越藏书楼改名为绍兴县立图书馆。解放后,其藏书移交绍兴鲁迅图书馆。现在绍兴市胜利路古越藏书楼旧址尚存石库墙门和临街楼。

徐树兰创办的古越藏书楼在我国现代图书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古越藏书楼是徐氏以私人之力创办的新型公共图书馆。这在中国图书馆史上是个创举,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步入实施时期之始,徐树兰以个人之力,捐巨资促进了新型公共图书馆的诞生与发展,与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异曲同工,其功不可没。

第二,徐树兰打出了“存古、开新”的旗帜,为而后的图书馆广泛收集和传播“新学图书”,尤其是西方文献开创了一个良好范例。其实,“存古”只是幌子,“开新”才是实质。古越藏书楼的贡献正在于收藏了大量时务、实业等新书,以及当时国人尚未给予应有关注的外文图书。这正是徐树兰慧眼独具之处,使古越藏书楼得以开风气之先。

第三,古越藏书楼以西方图书馆为模本,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图书馆的制度与方法。古越藏书楼虽冠之以旧式藏书楼之名,但其性质己完全是新型的图书馆,是取法于西方而创建的公共图书机构。徐树兰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奠定了古越藏书楼的基础,也使古越藏书楼产生了迥异于旧式藏书的巨大社会功用。少年蔡元培就曾在古越藏书楼担任“校书”的工作,得以博览中外群书,为日后成为一代大师奠定了学问基础,提供了新思想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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