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史话》第三章:西风东渐

2014/9/11   点击数:2691

[作者] 暄喧轩

[单位] 深圳图书馆

[摘要] 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有了大量的文献收藏,当时的文献形态主要是书写在泥版上的楔形文字,称“泥版文书”。亚述王国时期规模宏大的尼尼微图书馆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同样历史久远的还有古埃及的图书馆,其收藏除了泥版文书外,还有纸莎草、皮革等作为文献的载体。及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图书馆已经普及,亚里士多德的学园图书馆名噪一时,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兴盛了几百年之久,甚至在雅典、罗马等大城市中还出现了对部分市民实行某种程度开放的公共图书馆。

[关键词]  图书馆史话 第三章 西风东渐 社科文献出版社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



三、西风东渐

1、西方现代图书馆的产生

2、传教士与中国图书馆

1、西方现代图书馆的产生

西方图书馆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有了大量的文献收藏,当时的文献形态主要是书写在泥版上的楔形文字,称“泥版文书”。亚述王国时期规模宏大的尼尼微图书馆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同样历史久远的还有古埃及的图书馆,其收藏除了泥版文书外,还有纸莎草、皮革等作为文献的载体。及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图书馆已经普及,亚里士多德的学园图书馆名噪一时,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兴盛了几百年之久,甚至在雅典、罗马等大城市中还出现了对部分市民实行某种程度开放的公共图书馆。

西方图书馆的历史虽然长久,但西方古代及中世纪的图书馆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现代图书馆是有重大差异的,其中公共图书馆及其理念的出现是重大的分野和标志。

尽管“公共图书馆”这一名称在西方古代文明中早已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只能出现于现代社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此前,所有的图书馆,包括一些冠之以公共图书馆名义的图书馆,都有特定的服务对象,或是皇家成员、达官贵胄,或是神职人员、学院师生,或是有特定身份的市民,而非社会所有成员。新型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公民权利、社会平等和信息公正等现代人文意识成熟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的产物。

19世纪中期的英国首先具备了这样的社会条件。1852年,英国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成立。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是世界上首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它的问世是公共图书馆诞生的标志,也是西方现代图书馆的历史起点。

当时英国有一位名叫爱德华兹的图书馆员,他被后世称为现代公共图书馆的理论奠基人和先行者。爱德华兹出身贫苦,自学读书成才,做过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编目员,以毕生之力,为倡导和实现公共图书馆的理想而不懈奋斗。在他的努力下,英国下议院于1850年通过了一个法案,授权地方议会为免费图书馆征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世界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它标志着公共图书馆制度的正式确立。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就是依照此法率先建立的,爱德华兹出任了首任馆长。因此,可以说公共图书馆是在近现代公民社会建立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的诞生,当时并不是轰动一时的事件,除了大文豪狄更斯参加了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开幕式还做了演讲,并没有多少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是爱德华兹和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为后世留下了有关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精神和制度,可以归纳为:依据政府立法建立,公费支持,免费服务,以及社会成员无区别服务。这些理念堪称经典,为其后各国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以及后来《公共图书馆宣言》的产生,奠定了基本的精神内核。

在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问世之后,亦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年,欧美各国公共图书馆迅速兴起。这一时期,仅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 卡内基就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捐办了2500余座公共图书馆,揭开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现代图书馆发展史上极为波澜壮阔的一幕。

继爱德华兹之后,诸多知名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专业工作者,如杜威、普勒、谢拉等,均对现代图书馆的理论和制度做出过深入的阐述。美国图书馆协会发布了《图书馆员伦理条例》(1929年)和《图书馆权利宣言》(1939年),使得现代图书馆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普遍接受的普世通则。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了著名的《世界人权宣言》,其中关于人人享有信息自由权利的主张,直接催生了《公共图书馆宣言》。

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公共图书馆宣言》,正式表达了世界文化知识界和图书馆界对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立场。概括起来,《公共图书馆宣言》重点向世人阐明了三个观念:一、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民主制度的保障和民主信念的典范;二、要立法保障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完全或主要由公费支持;三、对社区所有成员实行平等的服务,全部免费开放。

《公共图书馆宣言》在1972年和1994年又做了两次修订,内容虽然有所补充订正,但其主要精神是一以贯之的。现在通行的为1994年版,其正式名称为“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1994)”(IFLA / 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1994])。

《公共图书馆宣言》的问世是世界图书馆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既是有关公共图书馆思想理论的集大成者,又是指导现代图书馆建设的利器,对世界各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2、传教士与中国图书馆

在中国,率先跨越旧式藏书楼窠臼的新型图书馆,是西方传教士们所创办的基督教图书馆。

这里讲述的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所创办或与之有较深关联的各类图书馆。对于这些图书馆,我们统称为基督教图书馆。需要说明的有两点:这里所说的基督教,除个别注明者外,均是广义的,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及景教等诸派系,并非国内某些习惯专指的新教而言;文中所涉及的图书馆,既包括西方传教士们创办的以宗教研究和传播为目的图书馆,也包括各种基督教会所资助、扶植或教会背景较深的社会图书馆、研究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严格讲来,后者不属宗教图书馆的范畴,但由于它们均为西方传教士们所直接或间接创办,往往与前者没有明确的分界,因此一并进行介绍。

恰如上文所说,近代新型的图书馆不可能从古老的中华文明中土生土长而来,不可能从中国悠久的藏书楼传统中自行孕育并产生,它只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只能从输入西方式的模式开始。而西方传教士这一特殊的团体则在这种特殊的传播中起到了特殊的媒介作用。

据西方神学家的研究,基督教教义传入中国的时间,甚至远在基督教创立之初的公元一世纪,亦即中国的东汉年间就已经开始了。但这种基于传说的推断还称不上是信史。十字架登上赤县神州的可信时间是在唐朝,其确凿的证据便是西安出土的立于唐建中二年(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座著名石碑现存西安碑林。在碑文中,有景教教主“占青云而载真经”,“远将经象,来献上京”的记载。另外,在敦煌鸣沙山石窟中也发现有唐代景教经文抄本多部,据这些经文记载,景教经文有五百三十部,仅“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景净就译出三十部。可见,早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便伴随着频繁的传书、藏书活动。

景教属聂斯脱利教派(Nestorianism),并非基督教之正宗,在我国中原地区流传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基督教在中国具有历史影响的传教事业,实际上始自明代中叶著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以及他的继承者、明末清初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人。这一时期的传教士们也曾在中国文献收藏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著名传教士金尼阁所创立的“教廷图书馆”。金氏曾于明万历年间两次来华传教。当他于1614 年返回欧洲时,曾遍游德、法、比等国,向各方募集图书,共得到西方书籍七千余部。这些数量庞大、门类齐全的西方图籍进入中国,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件,并由此创立了中国境内第一个颇具规模的基督教图书馆。因此,金尼阁在其名著《基督教远被中国记》中曾称:“在中国成立了名符其实的教廷图书馆。” —— 这里需要说明,当时并无“图书馆”之称(参见第二章第二节),“教廷图书馆”是后人翻译时所用的,下文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至明末清初之际,中国的基督教图书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北京形成了著名的“四堂”图书馆,即南堂图书馆、东堂图书馆、北堂图书馆和西堂图书馆:

(1)、南堂图书馆。南堂是葡萄牙耶稣会的教堂,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 ,其创始人便是利玛窦。利玛窦以介绍西学为主要传教方法,所以在南堂积累了大量的宗教和科学书籍。利氏死后,南堂得到教皇保罗五世赠送的大批图书,内容有神学、哲学、法学、数学、物理及其它西方科学。清代南堂的索主教和汤主教都是图书收藏家,曾为南堂的收藏增色不少。十八世纪末,中国的耶稣会奉教皇之令解散,各地天主堂的藏书都集中于南堂收藏。道光十八年(1838年)南堂的书籍移至北京俄罗斯修道院。

(2)、东堂图书馆。东堂也是葡属耶稣会教堂,系顺治七年(1656 年)皇帝所赐建。当时著述较多的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居住于东堂,因此他们的著作和参考书也在其中,图书的收藏十分丰富。后因战乱,东堂被焚,烬余残存者只有数册而已。

(3)、北堂图书馆。北堂属法国耶稣会,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皇帝拨地拨款所建。北堂的藏书在当时数量最多,也最有价值,欧洲各研究院和皇家科学院都曾赠送北堂大量的学术著作,甚至法国的国王及政府要员也为北堂收集书籍。从嘉庆年间开始,北堂逐渐衰落,清政府旋以八千两银的代价出售北堂。当时幸有一位中国教士薛司锋,将北堂的藏书及其它贵重物品转移到城外,后又运往张家口外的西湾子。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 ,这批图书才几经周折运回北京,但大部已毁坏流失。

(4)、西堂图书馆。西堂是耶稣会以外传教士们的寓所,创建于雍正三年(1725 年)。西堂藏书的基础是教廷专使来华时携带的一大批书籍,以及主教和方济各会士们的遗书。嘉庆年间,清延驱逐教士离境,西堂藏书迁至南堂。

后来的北平西什库天主教堂(即北堂)图书馆便是汇合了南、东、北、西四堂的藏书而成的。据1938 年的整理统计,北堂图书馆计有西文书五千余册,中文书约八万册,其中有很多稀世珍本,如西方十五、十六世纪出版的图书,教士与中国基督徒早期翻译的西方名著,宋、明版刊本及抄本,清帝御赐本,方志,武英殿聚珍版图书等。

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是以平等、自愿的方式,在尊重中国主权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其性质主要是东西方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上的碰撞和交融,其结果无疑会起到促进中西方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进步的作用。事实正是如此。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以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为主要方式的传教活动,曾不同程度地征服了像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上层士大夫,甚至一些中国的帝王,使世代囿于传统文化之下的中国人开阔了视野,学习到了一些为数虽少、却是极为可贵的西方科学知识。而独具异彩的华夏文明也经由传教士之手介绍到了欧洲,直接为十八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提供了精神养料,为欧洲近代文明的诞生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这场由传教士们触发的中西文化的震荡,却并没有给中国图书馆的历史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传教士们苦心经营多年的教廷图书馆、“四堂”图书馆等,除了几本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也读不懂的洋文书外,与中国传统的藏书楼或寺院藏经并没有什么区别。其原因既在于当时西方的图书馆尚未达到足以超越中国藏书楼的先进水平,也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变革旧式藏书楼的社会要求。

但是在1840 年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阵阵强劲西风的震撼下,中国古老的藏书楼阁摇摇欲坠,根基动摇。传教士们用炮舰和福音书,在中国的土地上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们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从中国图书馆发展的角度看,基督教图书馆在中国的历史是从鸦片战争之后才真正开始的。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在鸦片战争之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都是西方列强武力征服和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因此受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抵制。如果说在利玛窦的时代,士大夫们对基督教的种种非难还带有传统观念中保守、褊狭成份的话,那么在19世纪后期,中国士人与民众与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的纠葛和争斗,就不再仅仅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冲撞,而具有了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尊的性质。频繁发生的教案,以及随之而来的内乱与外患,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斑斑的创伤,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传教士们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往往要以西方的科学文化做媒介,而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旧式文化之间是有着先进和落后之别的。因此,传教士们在中国的一些活动,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活动,在客观上还是有所建树和作为的,这也是历史的事实。中国的基督教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后者的性质。

有人曾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扮演了“文化掮客”的角色,这是恰如其分的。总地看来,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基督教传教事业上是失败的,不仅没有达到“中华归主”的目标,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激烈矛盾冲突;但他们作为文化掮客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科学文化传播上得到了远远大于宗教传播的成就。这也许并不是传教士们的初衷,但却得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中国近代基督教图书馆的出现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便是这种结果之一。

近代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教图书馆,我们无法得知,因为全国各种教会团体,如教会机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以及传教士们所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文化教育机构,都可能会有数量不等的藏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这类藏书都称得上是近代新型图书馆,称得上近代新型图书馆的也不见得都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这里仅挑选了几例有典型意义、并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上有过一定作用的基督教图书馆予以介绍。

(1)、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建于1847年,由耶稣会传教士创办,隶属于徐家汇天主堂耶稣会总院,是上海众多的天主教图书馆中规模较大的一所。现该场所及藏书均归入上海图书馆。

(2)、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建1849年,1851年起称上海图书馆,自1913 年起改名为公众图书馆,又因其英文名称Public Library,S .M. C.而译作工部局公共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本是上海英租界的西方侨民筹办的,但教会在其中起了相当的作用,图书馆的多任主管都是西方传教士。

(3)、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建于1871年,创始人是英国牧师伟烈亚力。亚洲文会是伟烈亚力创办的研究东半球文化的学术机关,曾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资助。这所图书馆便是它的附属机构,以收藏东方学文献为主。

(4)、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建于1894年,原为约翰学校藏书室,后用捐建者的姓氏命名为罗氏藏书室(Low Library)。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罗氏藏书室即为该校附设的图书馆。至1919 年前后,该馆己具备相当的实力,成为我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大学图书馆之一。

(5)、格致书院藏书楼。建于1901年,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创办。上海格致书院是傅兰雅在1876 年创办的一所专门传授西方科学知识的新式学堂,其藏书楼实际上是一所专为华人读者开设的图书馆,以收藏中国古籍和中文译著为主。该馆后来毁于火灾,残本四千余册为上海市立图书馆接收。

(6)、文华公书林。1903年创办,1910 年正式建成开放,创始人是韦棣华。武昌文华大学本是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文华公书林即为该校之图书馆。但文华公书林却对武汉三镇的公众开放,因此兼有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双重性质。

在我国现代图书馆的发展史上,这些基督教图书馆占有何种地位呢?

首先,基督教图书馆是我国近代出现年代最早的新型图书馆,起到了“为天下之先”的示范作用。从十九世纪末年起,我国的洋务派、维新派人士才开始认识、鼓吹和筹办新型的图书馆。至于较为成型的近代图书馆,如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的出现,已是将近二十世纪初年的事了。而传教士们创办的图书馆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即已在我国出现,在时间上遥遥领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是创办年代较迟的文华公书林(1903年)),也是武昌出现的第一所公共图书馆,比湖北省图书馆的创办(1904年)还早了一年。近代图书馆在我国从无到有的突破,实际上是由基督教图书馆最初实现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图书馆的认识,也是从这些“洋书楼”开始的。在我国图书馆史上,基督教图书馆启蒙、范例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其次,这些基督教图书馆大多具备了公益、开放的特点,与传统的旧式藏书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工部局公众图书馆便以“公开的书林”和“供中外居民教育娱乐之需”为标榜,其公共阅览室每天从早九时至晚七时全日对公众开放,这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还是一件从未有过的“西洋景”。再如格致书院藏书楼,曾号称是“第一所为谋华人读者便利的图书馆”,时人亦有“惠我士林”之誉。最为突出的是文华公书林,它虽是一所学校图书馆,却坚持对武汉三镇的公众开放,还举行公开演讲会、读书会、故事会、音乐会等活动,以吸引读者上门读书。在读者服务的方式上,基督教图书馆也有诸多独到之处,如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和文华公书林都实行开架借阅。文华公书林还实行了为较远读者送书上门的“巡回文库”制,格致书院藏书楼采用挂“粉牌”的方式向读者宣传图书,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基督教图书馆都无条件地对公众、尤其是对中国民众开放的。如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起初只供耶稣会会士使用,后来教徒或由教会人士介绍,经主管司铎同意,也可进馆阅览,实际只是一种半开放状态。即便是以“有益于普通的公众”为口号的工部局公众图书馆,藏书绝大多数却是外文书刊,这对于中国的“普通公众”来说其实是谈不上什么“有益”的。然而不管基督教图书馆的大门全开、半开还是有条件地厅,与“门虽设而常关”的旧式藏书楼相比,毕竟有着性质上的差别。

第三,许多基督教图书馆有着丰富、系统、别具一格的藏书,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近代图书馆的收藏,在当时及后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收藏有大量的中国方志,其数量居全国第四位;同时因为建馆时间较早,年代久远的早期报刊收藏也很完备,如整套的《上海新报》、《申报》、《教会新报》等,为全国所罕见。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藏有丰富的东方学文献,包括许多珍贵的早期书刊,曾被誉为“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学图书馆”。格致书院藏书楼的中文西学译著是其一大特色。这些宝贵的文献收藏,至今仍是我国图书馆无法替代的重要财富。

第四,有些基督教图书馆拥有先进的、明显优于我国藏书楼的馆舍和设备。1910年建成的文华公书林馆舍.号称“十万元建筑”,名噪一时。1911年建成的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是上海第一座专用的图书馆馆舍、采用中西参半的新式二层建筑,建筑费耗银两万两,书库容书可达三万册,并有良好的设备设施。这些基督教图书馆的范例,对于我国图书馆馆舍及设备条件的改善无疑会有推动作用。

第五,基督教图书馆带来了西方图书馆的新式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以收藏中文图书为主的格致书院藏书楼,对旧籍用四部分类,而新书则划分为科学、算学等三十六类,这是用新式科学分类法来类分中文图书的首次尝试。早在1909 年孙毓修翻译介绍“杜威分类法”之前,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就采用了“杜威分类法”及“克特著者号码表”,为这部后来在中国影响甚广的西方分类法的应用开创了先例。而圣约翰大学则是使用“杜威分类法”类分中文图书的最早的图书馆,其方法是用“杜威分类法”中一些使用率不高的空号码来容纳中文图书,如000 为经部、181为中国哲学、951为中国史等。这种方法虽然不尽合理,但影响却很大,在几部中文分类法问世之前,国内许多图书馆都用这种办法来类分中文图书,以求中外文图书能在编目中得到统一。首先使用卡片式目录的也是基督教图书馆。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早在1908 年就编成了一套字典式的卡片目录,并附有“杜威分类法”的分类索引。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卡片目录最为完备,除书名、著者目录外,还编有一套标题片,同时编制子目片和分析片。这些都是新式图书馆的技术方法。基督教图书馆编制的新式书本式目录也不少,较有影响的有《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1906年)》、《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书目(1907年)》等。可以说,在如何开办西方式图书馆的问题上,基督教图书馆是主要和直接的教师。

第六,也是最为重要的,基督教图书馆输入了西方式图书馆的思想和模式,使中国人摆脱了传统藏书楼的窠臼,在社会上树立了新式的图书馆观念。早在1877年3月,《申报》就曾载文说:“本埠西人设有洋文书院(即工部局公众图书馆),计藏书约有万卷,每年又添购新书五、六百部,阅者只需每年费银十两,可随时取出披阅,阅毕缴换。此真至妙之法也!”可见这些洋式图书馆当时已引起中国士人的关注和羡慕。陈洙在1906年撰写的《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序》中说:“上海向有格致书院,近由西士傅兰雅君商诸各董,添设藏书楼。……吾知登斯楼者,既佩诸君之热诚毅力以惠我士林,而尤不能不为内国士大夫愧且望也。”并疾呼:“裨益学术,光我文治,抗衡欧美,将在乎是!”奋起效法之情溢于言表。基督教图书馆促进了这种社会观念的形成,而这种社会观念之深入人心,又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

清王朝灭亡后,基督教图书馆在中国的活动非但没有中止,反而更加活跃,活动方式也布了很大的变化。经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不断高涨,知识阶层中对西方列强控制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现状极为不满,开展了“收回教育权”等爱国运动。传教士们迫于这种强大的压力,为了能够在中国社会继续生存和传教,便提出了“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应变新口号。在这种形势下,传教士们兴办的各类图书馆也开始尽量减少“洋气”,如任用中国学者为主管人,大量收藏中文书刊,对教外的读者开放,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等,以期能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教会刊物《真光杂志》就曾载文,建议开办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基督教流通图书馆”,免费对社会开放,“欢迎各阶层知识界利用图书馆来享受极自由的无限制的教育,或作种种的研究”,“使全国基督徒在同一图书馆之下,共同读书与研究学问,成为精神食粮上的大团契;更使教外读者与教会发生友谊的联系”。这个设想虽然最终设有实现,但却反映了传教士们在图书馆办馆方针上的重要变化,即摒弃急功近利式的传教方法,通过为中国社会服务和与中国民众建立友谊的方式,间接地达到团结教徒和传播教义的目的。因此,在“五四”运动后的现代时期,基督教图书馆的宗教色彩大为减弱,宗教宣传的手法更为隐晦,与同时期中国人兴办的各类图书馆相比已没有明显的差异。这是中国基督教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图书馆的“中国化”改革,并不意味着传教士们放弃了传教的目标。著名的燕京大学及其图书馆的创办者司徒雷登就曾说过:“燕京大学的成立是作为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我要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彻底基督化,而同时又要甚至不使人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基督教图书馆改革的实质也在于此。但是由于这种变革,使基督教图书馆不再是游离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之外的独立王国,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融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部分,也使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能够利用这些图书馆,使其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作用。因此,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角度看,基督教图书馆的这种变革还是有许多积极意义的。

根据1937 年的统计,中国基督教(新教)的图书馆共有114 所,其中教会机关17 所,神学院7 所,大专院校19 所,中学71 所,藏书共约二百万册。天主教的图书馆未见专门统计,但在数量上不会低于新教图书馆。其它教派组织,如东正教传教士团,也有一定数量的图书机构。与近代时期相比,现代时期的基督教图书馆虽数量增多,且更有实绩,更少宗教色彩,但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的影响、作用却远不如前一阶段重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中国图书馆向近现代过渡的进程业已完成,国内图书馆与西方图书馆之间在性质上已没有大的差异,不再需要基督教图书馆提供启蒙和范例。从1935年的统计看,国内各类型图书馆已达5183 所,而且出现了诸如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高水平的大型图书馆,致使传教士们兴办的图书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形见绌了。

全国解放后,传教士和外国教会团体在中国大陆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1949年8月,司徒雷登悄然离开了已经解放的南京,标志着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经营一百多年的传教事业基本结束。传教士们和他们所创办和扶植的图书馆,这一近代中国的特殊产物,也由此结束了它们曲折而又复杂的使命,其藏书大多归并到其它图书馆收藏。但是,它们的历史轨迹却不会消失,如同外国教会和传教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部分一样,基督教图书馆也是中国图书馆历史的一部分,已经融会在中国图书馆的历史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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