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史话》第二章:文明渊薮

2014/9/11   点击数:2652

[作者] 暄喧轩

[单位] 深圳图书馆

[摘要]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文献大国。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大多是通过各种文献流传至今的。文献就是文明的载体。

[关键词]  图书馆史话 第二章 文明渊薮 社科文献出版社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



二、文明渊薮

1、中国古代文献及其收藏

2、藏书、藏书楼和图书馆

1、中国古代文献及其收藏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文献大国。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大多是通过各种文献流传至今的。文献就是文明的载体。

早在中华文明初始之时就出现了文献,甚至在文字产生之前,就有了《河图》、《洛书》、《连山》、《归藏》这样的以图画符号为主的占卜之书。前人曾这样归纳先秦的文献:“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墨子》卷八)。此外还应再加上“刻于甲骨”。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在纸张和印刷术出现之前,我国早期文献的六种形态:陶文,甲骨文,金文,玉石刻辞,简策,帛书,其中最为多见的是简策和帛书。这是中华文明独到的文献载体,而西方古代文献的三种主要形态是泥版文书(Clay Tablet)、纸莎草(Papyrus)和羊皮纸(Parchment)。

有了文献,就有了相应文献收藏制度。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商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史官”制度,专门从事典籍的编撰、管理与保存。这些史官乃是要职,史官所掌握的典籍也是国家的重器。史载,夏朝将要灭亡之时,太史令终古携带典籍“出奔如商”;殷商将要灭亡之时,内史向挚也带着典籍“出亡之周”(《吕氏春秋?先识览》),可见文献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关于古代文献的重要性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秦汉之际,刘邦军队率先攻入咸阳,将领们都去争抢金银财帛,唯独萧何抢先把秦王朝的律令图书收藏起来。日后证实了萧何的远见卓识,“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萧)何具得秦图书也”(《史记?萧相国世家》)。

大约从两汉开始,我国古代的藏书制度就开始成熟,形成了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三大类型。

官府藏书是最早形成的藏书制度。西周之前基本上是“学在官府”的局面,亦称“学术官守”,相应在文献上则是“官守其书”,文化、教育和典籍均为官府垄断,王朝史官制度即是其表现。从两汉直至明清,官府藏书兴盛繁荣,成为我国古代藏书的主流。史载,汉武帝时期“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从此而形成了一整套藏书收集、整理、编撰、校勘、刻印的制度,历代王朝皆遵守为定制,一直沿袭了两千多年。

私家藏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先师孔子以其毕生的教育活动,变“学术官守”为“学在民间”,打破了“官学合一”的局面。《庄子》载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墨子》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都是当时私人藏书兴起的事例。隋唐之后,随着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私家收藏逐渐蔚为大观,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私家藏书保存了大量文籍,培养了社会读书之风,促进了民间学术发展,其历史功绩不可埋没。

书院是中国特有的教育组织,兼有教育、研究、讲学和出版多种功能,藏书是书院的重要物质保障。书院源起于唐代,宋代以后尤其发达,明清两朝的书院都超过了千所。书院藏书除购买添置外,还有朝廷赏赐和官员捐献,另外还印制许多本院学者的著述和讲义,别具特色。书院藏书可在院内师生中公开借阅,发挥了很大的教育功能。晚清时许多书院改为学堂,其藏书也成为学校图书馆。

除了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这三大类型外,中国古代文献中还有寺院藏书。佛教有寺庙的佛藏,道教有宫观的道藏,后来还有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堂院藏书。这些藏书比较另类,管理上较为封闭,难以与其它藏书融合,这里就不赘述了。

2、藏书、藏书楼和图书馆

我国古代藏书的场所称藏书楼,近代以来新型的文献收藏机构称图书馆,这一历史变化的过程被称为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的转变。这是通常的说法,也是图书馆史研究的专业术语。

细究起来,将我国古代的文献收藏称为“藏书”更为恰当。如上文所述,藏书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的文化现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史记索引》注:“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这就是藏书一词的最早出处。老子所职掌的周王室藏书室,也是文献记载中最古老的正式的藏书机构,老子就相当于周王朝国家图书馆的馆长。

“藏书”一词,实际上便是我国古代文献收藏的总称,也是前人的一贯说法。例如“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 (《汉书?艺文志》),“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 (《新唐书?艺文志》)等诸多记载,便是例证。

至于“藏书楼”一词,则是一种较为晚出的说法。藏书楼之称究竟出现于何时,目前似乎还很难确切考定,但不会早于唐宋之际,并且发源于私家藏书。据《新唐书?李鄌传》记载:“……(李鄌)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氏书楼。”又据《郡斋读书志》载:“(孙长孺)喜藏书,贮以楼,蜀人号书楼孙氏。”这两处唐代的私人藏书,大概就是最早被称作藏书楼的文献收藏了。

明清之际,私人藏书进入了鼎盛时代,藏书楼之称便开始风行一时。私人藏书家们往往要将自己的藏书之所标之以“XX楼”、“XX阁”的雅称,就是一些没有多少文献收藏的士大夫们,也常常为其书斋取个藏书楼的名号以附庸风雅。这种风气甚至也影响到了官方的藏书,许多皇家和官府的藏书机构也开始仿效民间的藏书楼,冠之以各式藏书楼的名号。这样一来,“藏书楼”就成了古代各类文献收藏的统称。就是近代问世的一些早期新型图书馆,往往也标之以藏书楼之名,如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皖省藏书楼等。

与藏书楼源远流长的历史相反,“图书馆”在中国是个完完全全的外来名词和近代文化现象。图书馆一词,在西方语言中基本上有两种说法,一个是Library,另一个是Bibliotheca 。 Library源自拉丁语的Liber ,意为树皮。因为树皮曾用作书写的材料,所以在意大利语中把书店叫Libraria ,而法语中则把书店称作Libraries 。这个词后来由法语进入英语,就成了Library。而Bibliotheca一词、源自希腊语Biblos,即书籍,由书写材料“纸莎草”(Papyrus) 的希腊语读音而来。后来对于存书的场所,希腊语叫Bibliothek ,拉丁语则称Bibliotheca ,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均用这一词称图书馆,只是在拼法上有些小差别。对于Library或Bibliotheca,中国人最初译为“藏书楼”或“公共藏书楼”。

中文“图书馆”一词的直接来源出自日文“図書館(ライブラソー)”,最初是由梁启超引进到中国来的。1896 年9 月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首次出现了“图书馆”一词。但是这一新的提法似乎并没有马上为国人所接受,一些早期的近代图书馆仍以“藏书楼”称之者居多,也有的称“书藏”、“书籍馆”、“图书院”、“藏书院”等。从20世纪初年起,使用图书馆一词的文献和机构才开始多了起来。例如, 1900 年9 月的《清议报》上就有一篇名为《古图书馆》的文章;1901年6 月的《教育世界》也刊登了一篇《关于幼稚园盲哑学校图书馆规则》。

1903年,清政府颁发了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订的高等教育纲领《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提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图书,以资考证”,并规定其主管人为“图书馆经理官”。这是图书馆一词第一次被官方文件所正式采用。《奏走大学堂章程》颁布后,原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便改名为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藏书楼的主管人也由“提调”改称图书馆经理官。这是我国第一个采用图书馆名称的正式官方藏书机构。直到1904 年,湖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和福建图书馆相继成立,图书馆的名称才开始在社会上通行,其后各地出现的各种新型藏书处所多数都标之以图书馆之名。1909 年,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奉旨筹建,清政府又随之颁发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这样才使得图书馆的名称在我国最后确立了下来。

釐清藏书、藏书楼和图书馆的含义及其关联与区别,是为了澄清这样一个史实:中国古代的藏书、藏书楼与近现代图书馆是两种不同属性的事物;中国的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的产物,亦即“西风东渐”的结果,不是“中华古已有之”的。

中国是世界上文献保存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连贯的文献大国,藏书楼则是这些文献的载体,是华夏文化的骄子,也是中华文明赖以存在和流传的基本因素。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中的文献收藏相比,我国古代的藏书均毫不逊色,并独具异彩。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催生出新型的近现代图书馆。古代的藏书楼至多可以看作是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渊源,但不是它的母体和前身。

新型图书馆的本质特征是公益性、公共性,其表现就是面向社会普遍开放;而旧式藏书楼的属于私人所有,或是皇家、官府等少数人占有,其主要特点必然是封闭的。

从历史发展看,在古代藏书初兴的殷周二朝,是“学在官府”或“学术官守”的文化垄断,反映在藏书方面,则是“官守其书”的局面,贵族统治者之外的广大民众是与文化、图书无缘的。春秋末年,孔子通过毕生的文化教育活动,实现了从“学在官府”向“学到民间”的转变,使得众多的平民有了拥有、阅读图书的可能,这是我国文献收藏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东汉以来,纸张发明并逐渐成为图书文献的主要载体,使图书的传抄和普及变得更为容易和廉价,于是社会上开始有了一些官府藏书之外的各种文献收藏,这是我国文献收藏史上的第二次大变革。唐宋之际,雕版印刷术发明并在全社会普及,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流通,致使文献的收藏和利用水平又大大提高了一步,各种类型的藏书楼骤然增多,这是我国文献收藏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但是,通过这三次变革,只是增加了社会上图书和图书收藏的数量,却基本上没有改变藏书楼“门虽没而常关”的封闭状态。

明代著名藏书家祁承爜的澹生堂藏书楼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祁承爜对自己的子孙及其藏书楼的管理有着明确的规定:

子孙能读者,则以一人尽居之;不能读者,则以众人遵守之。入架者不复出,蠹啮者必速补。子孙取读者,就堂检阅,阅毕则入桨,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 勿分析,勿复瓿,勿归商贾手。( 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约》)

不难看出,祁氏对其藏书楼采取的是严恪的封闭措施,连子孙、亲友都要受到限制,外人自然就更无缘问津了。

而享誉明清两代的藏书楼范氏天一阁,其措施更为严厉苛刻:

司马(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殁后,封闭甚严,继乃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楼,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

藏书楼的图书竟然连子孙都不准入内阅读,已经和守财奴埋着金银饿肚皮无异,与文献收藏的本来意义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澹生堂和天一阁只不过是两个典型的例子,类似的封闭措施在古代为数众多的藏书楼中属于常态,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和蔓延并不都是藏书家自身的过失,藏书家们集聚、保存图书典籍的苦心孤诣和历史功绩也不可一笔抹煞。归根结底,藏书楼是小生产文化方式的产物,不可能形成面向整个社会的文献信息体制,也不可能承担起服务公众的社会化任务。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古代的藏书家并非全都是守财奴式的角色,也有卓尔不群者。例如明末清初的藏书家曹溶,就曾尖锐批评藏书家“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的褊狭传统,以致古书“十不存四五” .。他写了一部《流通古书约》,倡议藏书家之间互通有无,使“古籍不亡”,以免因秘不示人遭湮灭。清代乾隆年间,还有一位学者兼藏书家周永年,大胆提出了“儒藏说”,提倡“天下万世共读之”;还建立了“藉书园”,专门为“穷乡僻壤,寒门窭士”等贫寒书生提供可读之书,“使学者于以习其业,传钞者于以流通其书,故以藉书名园” ,属难能可贵。然而这样的藏书家在中国古代尚属凤毛麟角,其视野和影响均有限,无法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其举措也难以延续。他们只是旧事物的叛逆者,却不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建人。

只有新型的现代公共图书馆才能完成向全社会平等开放、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使命。这是中国文献收藏史上第四次、也是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一次变革。变革的结果便是旧式藏书楼寿命的终结,新型图书馆历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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